浅析柳宗元的佛教观

浅析柳宗元的佛教观

　　柳宗元的作品涉及到“僧、寺” 方面的篇目共有43篇，约占作品总数的6.3%。他在这些诗文中提出来的佛学观点不少。

　　1、“统合儒释”说

　　“统合儒释”说，是柳宗元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儒――指儒家。儒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以孔子为代表，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有人将儒家称为儒教，跟佛教、道教并列，称之为“中国的三大教”。释――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简称，泛指佛教。统合――即相互统一与融合。

　　六朝时期，外来的佛教和中土传统的儒教、道教，正处在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之中，其间的矛盾有时还相当强烈与尖锐。如南朝的范缜就写过一篇《神灭论》，对佛教的“神不灭”思想，提出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尖锐批判。范缜生存年代大约在公元450年到515年之间，字子真，南朝齐梁时人，出身于士族，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格质直。齐永明年间，曾与竞陵王萧子良就有关因果问题发生论争。范缜以“偶然”论反驳佛教的“因果”说。为了彻底驳回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范缜作《神灭论》，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

　　《神灭论》以刀“刃”和锋“利”的关系来比喻形神问题，以为锋利是刀刃的作用，刀刃是锋利的本体，无刀刃则无锋利之作用。同样，形体是精神的依据，而精神是形体的作用，形体存则神存，形尽则神亡。

　　北魏的太武帝，甚至在他所统辖的范围之内，开展了一场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9年―452年)， 在位28年，大约是公元424年―452年间。他在消灭北凉之后，曾经把北凉数万户佛教信徒(包括沮渠氏宗族及吏民)，迁到当时魏的都城平城，于是佛教在北魏境内的影响迅速扩大。北魏的司徒崔治信奉道教，厌恶佛法。他经常在魏帝面前贬低佛教，奉劝魏帝接受道教。在崔治的怂恿下，魏太武帝于442年正月“备法驾”，设道场，亲自接受符，表示接受“天命”，君临中原。魏太武帝接受道教后，开始限制佛教。

　　促使魏太武帝反佛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佛教的发展，大量编民投靠寺院，减少了国家户籍和经济收入，佛教寺庙塔像的大量营建，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佛教僧侣的不法行为。这次灭佛，虽然因太子拓跋晃的暗中庇护而减少了损失，但是这一行动对佛教徒思想上、心理上造成的阴影是极其巨大的，以致直接影响到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

　　唐代士大夫的习佛，在具体内容上虽然跟六朝有很大不同，但作为文人间的一种传统，六朝以来儒、释交流的风气仍被延续下来。唐代新兴起的一些佛教宗派，已融入了相当大的儒学成分;儒学也开始吸收佛家的内容。在许多习佛文人的头脑里，二者已不再存在什么矛盾，而是水乳交融地结合为一体的。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对儒、释相互交流的传统，加以了充分的肯定。他本人也十分赞赏并自觉地发扬这种传统，在长安做官“超取显美”少年得志时期，就跟灵彻、文畅上人等经常来往，相互赠诗答文。后来被贬到永州，结交了更多的佛门朋友，与他们一起研讨佛经教义，使自己对佛学理论的认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一步内化、升华为智慧、理念、思想、信仰层面的架构。在后来天台宗的佛教史书《佛祖统纪》里，柳宗元甚至被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并把他的《圣安寺无性和尚碑》《龙兴寺净土院记》等收录在内，作为“发扬光大佛教”的名篇。

　　2、“佐世”说

　　“佐世”说，是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佐――指辅佐、辅助。世――此处指社会、世间或世人。联在一起的解释就是说，佛教具有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功效。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又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也?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故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柳宗元把佛、道均看作诸子百家学说之中的不同流派，认为它们和一般的学说一样有着“佐世之功”。实际上，任何宗教都有着非常复杂的教理内容，其核心的学说如宗教思想、宗教哲学，都具有思想、学术上的巨大价值，但也或多或少带有唯心与蒙昧的成分。柳宗元是个富有理性的思想家，面对佛教的复杂内容，一方面他特别注重其教理中富有价值的方面，像“剥茧抽丝”一样，取其合理的内核加以理论上的研究与多方探讨，以求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对于佛学中非理性的、蒙昧的信仰，以及危害国计民生、违背中土伦理的部分，也能采取正确的批判态度，既不以一俊遮百丑而全盘接受，也不因一叶障目而全盘否定，这种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是值得我们当今后人称道与学习借鉴的地方。

　　他到柳州任刺史后，把“佐世”之说运用到了治国安民的理政实践中去，曾亲自主持重修了大云寺，完工后还撰写了《柳州复大云寺记》。文中说：“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殇死事，曰‘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意思是说，当地的越人百姓，迷信吉祥的事物，而且轻易宰杀畜牲，执傲不化而背离仁义。如果重病忧愁，就把巫师们请来，用鸡来进行占卜。为了祛病消灾，逢凶化吉，开始就宰杀鸡鸭之类的小牲口;病还不好，就杀猪羊一类中等的牲口;病又不好，就宰杀牛马一类的大牲口;如果病再不好，就跟亲戚们诀别，交代死后的一些事情。说“死神不会放过我了”，因此不吃不喝，用东西遮盖着脸等待死神的到来。由于这些缘故，户口容易减少，田地容易荒芜，而家畜家禽也难以繁殖。

　　3、“中道”说

　　“中道”说，是柳宗元在《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一文中提到的观点，这一观点并非是他的独创，最早是印度中观学派的大师龙树提出来的。龙树大师见早期的般若教理谈空太过，没有着落，提出“三谛中道”的教观，认为万法本是因缘所生，本无自性，因而是“空”;但又承认它们具有如幻如化的相状，是为“有”;而真“空”、假“有”皆不出法性，不待造作，是为“中道”。所以他又提出了“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的“八不”中道。中土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三论宗，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了印度中观学派的理论，将其作为三论宗主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论宗的主要思想，包含三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破邪显正”，即破斥邪道，彰显正理;第二是“真俗二谛说”，即关于“有和无”的佛教理论;第三是“八不中道说”，即“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去”的理论，他们是想以此“八不”来否定世俗偏颇的观念，从而彰显“中道”的实义。这种理论突出表现了重视现实的品格，把作为佛教教义根本的绝对的“空”落实到现世人生中来。

　　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和信仰，自到永州后更加成熟、坚定，而他这一时期接触得最多的是天台学人，对天台教的“中道”理论特别感兴趣和特别容易接受，并且逐步深研，使其得到发扬光大。

　　柳宗元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说：当今谈论佛禅的人，有些流荡谬误，相互再三引用，妄自取舍空谈，而只图简略方便，也不管是否颠倒真实，既把自己陷于错乱之中，又坑害了他人......我的朋友琛上人则不一样，他在观看经文时，得到了《般若经》的真义，阅读慧文法师的《大智度论》时解悟了‘一心三观’之说，并且昼夜修习而以身践行。有来求取佛法真义的人，则为其详细讲解。跟从他修习而且受到点化的人，都知道佛法为什么广大，菩萨大士为什么雄伟，修行的人为什么讲究‘空’，放荡不羁的人为什么会受到阻碍。

　　琛上人所读看的《般若经》《大智度论》，都是天台宗立说的最重要的著作。柳宗元在文中对琛上人赞不绝口，尤其是对他“昼夜服习而身行之”那种执着的向佛精神，格外称道;对琛上人“将以广其道而被于远”的做法，即把自己所修习、解悟的‘一心三观’与《般若经》真义，推而广之，以扩大佛法的影响，也深表赞同。

　　柳宗元不仅对天台宗的“中道”理论有过深研细钻，而且完全加以消解，并将其付诸到自己的言行之中去。他有不少诗文涉及到“空、色与有、无”的天台教义，如：“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 (《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曲讲堂》)“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禅堂》)“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 (《芙蓉亭》)“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荫。” (《苦竹桥》)等等。从上所引，可见他对“中道”说的'解悟，完全达到了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的化境。

　　4、“元气”说

　　“元气”说，是柳宗元在《天对》《天说》中提出来的观点。元气――在《现代汉语辞典》中，指人或国家、组织的生命力。如：元气大伤、恢复元气等等。元气―― 《易经》的《彖传》中解释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盛大的元气啊，万物靠着它才开始萌生，所以统属于天。云的流动，雨的降落，使各类物品变动形成。太阳始终在运行，上下四方顺时而成。)

　　柳宗元的《天对》，将《天问》所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回答，对宇宙和人生，有不少辩证唯物的观点。如：“本始之茫，诞着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黑晰眇，往来屯屯。”他认为，宇宙诞生之时，天地尚未成形，一片混屯的状态，漆黑一团，只有元气充盈其中。

　　柳宗元在《断刑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刑以秋冬”的刑罚观点是“伪也”。他认为“天意”是根本不存在的，“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按这种观点推理，巨石、大木、百草岂不都犯了十恶不赦的“非常之罪”?柳宗元认为，万物的“生殖与灾荒”是自然规律发展的结果，国家的“法制与悖乱”是统治阶级主观意志的体现及施政行为的结果。前者是自然活动，后者是社会活动，二者“其事各行不相预” (《答刘禹锡天论书》)。自然万物不会因社会的“悖乱”而枯谢凋落，也不会因社会得到治理而生机繁荣。既然如此，治乱理政的社会活动又何必拘泥旧章、按时令而作?处罚死罪者又何必固守“当刑者必须顺时而杀”、顺天行诛?因此柳宗元提出“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时令论上》)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制定适时的政令法规，积极地理国治乱，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而惩治“悖乱”的法制，更应该废旧立新，打破旧制，革新时弊，充分发挥法律的惩治、震慑、教育、警戒作用，迅速及时打击犯罪，维护国家统治和社会安定。如果死泥旧制不放，一味“言天而不言人”，那么就是“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明壑智者设也!”

　　柳宗元所主张的“元气”说，本来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表现形态，但由于其概念的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所指具象，他把“元气”跟天台宗 “空、色与有、无” 的教义等同起来，因此带有宗教神秘的色彩。

　　5、“融合”说

　　“融合”说，是柳宗元在《龙安海禅师碑》一文中引用如海的话所提出来的观点。融合――是指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如：文化融合。柳宗元认为禅门的派系之争使得真正的大道隐而不彰，因此要融合各派而取其精华，这是一种相当融通的见解，是富于批判意识的态度。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佛教经典著作的大量传译，加上中国僧人对佛教教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对佛学的理解也日益深入，从而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如： “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等，它们各自具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完整系统的教义教规、相对固定的传教区域以及严格传承的法嗣制度。

　　中唐以后，禅宗的影响不断扩大，进入百家争胜、异花竞放的繁荣发展阶段。禅宗五祖弘忍之后，禅宗南北宗之间争夺正统地位的斗争一度十分激烈。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公元686年―760年)北上，争辩两派之间的是非，并为平定“安史之乱”、筹集军费、实现唐朝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朝廷上下的尊崇，使南宗的顿悟法门得以流传北方，逐步成为禅宗的正统，并在发展过程中最终取代其他各宗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久远、影响最广泛的宗派。

　　虽然唐代的佛教宗派门类较多，而且在教理、教义的教学上严重对立，某些宗派在行、解上几乎互不相容，就连禅宗内部的南、北二宗也形同水火，然而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却丝毫不被这种“宗派主义”所束缚，充分显示出他学术思想上那种弘通开放的性格。他没有专门拜某一派的宗师为师，也没有从某一位大师受戒为入门弟子;他与佛门中众多的各派人物结交，并没有表现出什么门户之见。他精心研究过不同宗派的思想：除了对理论内容淡薄、信仰色彩浓厚的密教不感兴趣，对华严宗的思想也接触不多之外，其他宗派如天台宗、禅宗、净土宗、律宗，他都认真研习过，并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从柳宗元和各宗派的关系中，既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佛教思想研习的广泛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不仅极力主张各宗派“洪融混合”，而且他本人也是“导之以言”，并“践之以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