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三戒》对动物讽喻小赋的继承

柳宗元《三戒》对动物讽喻小赋的继承

　　动物讽喻的寓言作品往往能够以小见大，影射社会的丑陋面，具有尖锐的讽刺意义，往往承载着创作者某些不能直言的内心呼声。

　　文学可以作为反映社会状况的载体，动物讽喻赋往往借动物喻人，将所讽之人与所喻动物的相似点进行整合，或明或暗的讽刺时政，具有寓言的效果，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这种动物讽喻的寓言模式在后世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得到了发展，最终在唐代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本文将从这种动物讽喻寓言作品入手，思考从动物讽喻小赋到独立的寓言文的形成过程，研究他们之间的继承性以及创变特点。

　　一、赋中的动物讽喻小赋

　　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赋十分注重讽喻功能。尤其发展到大赋，讲究劝百讽一，且赋体在艺术特色上十分讲究虚构的手法，故也与动物讽喻的创作要求不谋而合。但大赋因其体制较大、篇幅较长且又喜铺排，并不能仅以某种动物作为承载一篇大赋的中心节点。

　　而与之相对的，在东汉咏物赋之类的小赋中，可以看到一些具有讽喻意义的动物赋。因小赋体制短小精湛，收放自如，非常适合用来抒发对时事的看法，也更适合成为动物讽喻寓言作品的载体。这种赋同时还带有一些俗赋的风格，大略是因其笔调幽默，语言通俗，往往看其题目心中就能形成一大致形象。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曹植的《蝙蝠赋》：

　　“吁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巢不哺，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凭木。”

　　开篇对蝙蝠的性情进行了善恶的定论，点明蝙蝠是邪气所生之物。之后对蝙蝠的外形、习性进行描写，指出其“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进而又说蝙蝠似鼠，秉性自私，生动描绘出了一个动物讽喻中典型的丑类。由曹植一生际遇不难猜想这篇赋的创作缘由，曹植一生不得志，受到曹丕的猜忌只能退求自保，内心不平而做赋。将奸佞小人比作蝙蝠，这些佞幸似蝙蝠一般“明伏暗动”、表里不一，更有甚者，如曹丕为皇位猜忌而枉顾兄弟情义。全赋并无一字写人，但所写又无一不是指人，正所谓讽喻之义自见。

　　实际上，曹植在《赠白马王彪》中就曾经用过“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动物比喻，而小赋的题材则比诗句更能全面的进行讽刺。这篇动物讽喻小赋，采用半文半诗的赋体。主要体现在对动物的描写性上，对其外形、习性都进行了具体的描写与考察。曹植还有《鹞雀赋》，写一个“鹞欲取雀”暗喻忠奸斗争的故事，相对于前作具备了故事性，是动物讽喻的进步。

　　同类小赋还有阮籍的《猕猴赋》，全赋共四段，内容较曹植之作更为丰富。前两段写人为一己之私而捕捉其他生物，在阮籍看来终究不过是“以其壮而残其生者也”的末流之举。第三段写猕猴外形“形乖殊而不纯”、“人面而兽身”，性情“外察慧而无度兮”、“性褊浅而干进兮”，这段描写正是讽刺那些自认聪慧的礼法之士对权力的追求。第四段写猕猴“婴徽以拘制兮”、“斯伏死于堂下”，点出了追求功名利禄之人作茧自缚的最终结局。

　　猕猴作为动物讽喻赋的题材最早可见于王延寿的《王孙赋》，但此赋过于注重赋作为文学形式本身所要求铺夸手法，对猕猴的某些行为反复用不同的词语进行描写。这种写作手法缺少讽刺的力度，而使目光过多的停留在词语的繁复上。阮籍在继承王延寿以猕猴作赋的同时，并不过于着重赋的铺排技巧，反而更重对人类、对猕猴行为的一种抨击与批判，尤其在最后点出了“猕猴”所指人士的'下场，具有很强的情感力量。

　　南北朝时期的动物讽喻小赋还有元顺《蝇赋》和卢元明《剧鼠赋》等。前者在赋末以“虽死生之异质，俱有益于国人。非如苍蝇之无用，唯构乱与蒸民”一句，指出不做昏庸构乱的苍蝇之辈，抒发了作者的立世观。后者详尽的刻画老鼠的丑陋，“须似麦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怀叶初生，尾若杯酒馀沥”用文字将老鼠的形象塑造的惟妙惟肖又充满诙谐幽默，篇末更是以“嗟天壤之含弘，产此物其何益”的一声长叹抒发作者嫉恶如仇的心态。

　　这种小赋的艺术特点大致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点：

　　1.句式上以四言为主。虽有阮籍的《猕猴赋》为杂言近骚体，但总体上无论是曹植、元顺或者卢元明，都采用四言为主的句式，间或在部分描写上使用六言或杂言以达到描写的形象性。

　　2.叙事艺术的发展。动物讽喻小赋中，如曹植《鹞雀赋》独立叙述了一整个故事，阮籍《猕猴赋》也给猕猴设计了一个结局，这对动物寓言叙事性发展极有助益。

　　3.市井性很强。这同俳谐文是有所联系的。因其体制短小，句式简单，用词用语通俗，朗朗上口。且对动物的刻画形神相似，容易引起人的兴趣，故易于流行，这就使它具有很强的市井性。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事不太平的时期，人们内心对乱臣贼子的愤懑，往往需要一个发泄点，这种讽喻小赋也就有了其社会意义。

　　4.细致的描写性。主要体现在对所选动物的各方面的细致刻画，从外形、习性、声音都予以生动形象的描写，以求所写动物与所讽之人事能够给人以直接的关联感。

　　5.滑稽效果的出现。上述所提几篇动物讽喻小赋，经常在细致的刻画间，带给人诙谐的幽默感。这主要与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十分流行有关，动物讽喻小赋在分类上也可以归做俳谐文一类。谢芳在《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中的滑稽》给出三方面的归类：“愚弄产生的滑稽;以物喻人产生的滑稽;讽刺性的模仿产生的滑稽。”动物讽喻小赋和后两种都有关联性，这种滑稽有夸张造成的成分在其中，也有因描写太过神似而形成的滑稽感。阮籍就十分擅长这种诙谐的滑稽艺术，这从他的《大人先生传》中就能窥见一二。

　　二、柳宗元的动物讽喻

　　柳宗元在辞赋上继承了动物讽喻小赋的风格，有作品如《骂尸虫文并序》、《宥蝮蛇文并序》和《憎王孙文并序》等讽刺名篇。 　　《骂尸虫文并序》在主旨上和曹植《蝙蝠赋》有异曲同工之妙，蝙蝠“明伏暗动”，而尸虫是寄生在人身上通过“潜窥默听”进而“谮下谩上”。柳宗元在文中怒骂尸虫卑鄙，这是他在仕途上屡遭陷害感同身受之作。他讽刺和揭露地就是那些在暗中“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奸险小人。这篇动物讽喻的寓言体小赋具备了寓言所需要比喻性、讽刺性和故事性，在故事上比前文所说的俗赋要大大增加了。开篇以一个道士说人身上有作祟的“三尸”进行切入，然后讲述这些尸虫的习性。进而作者现身说法指出这些败类必将无容身之地，歪风邪气必将消亡的道理。

　　同样，在《宥蝮蛇文并序》中也是叙述了一个僮仆抓到了毒害人类的蝮蛇，作者借此机会教育僮仆“彼不即汝，汝不即彼”要彼此相安无事，但实际上却道出蝮蛇身为爬行动物的卑劣天性是命中注定的，进而在看似宽宥的言辞中把蝮蛇的丑陋展露无遗。

　　《憎王孙文并序》则是在继承王延寿《王孙赋》和阮籍《猕猴赋》的基础上加入故事情节，写猿的良善和团结，与王孙“好践稼”、“窃取人食”、“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形成对比结构，以猿喻正人君子，以王孙代指邪恶之辈。进而点出朝野之间“群小逐兮君子违，大人聚兮�Y无余”的道理。柳宗元另有一篇《牛赋》在讴歌牛的勤劳的同时，以“羸驴”作为讥讽的对象，指出这种驴子“不耕不驾”投机取巧的本性。

　　唐代后，寓言取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要归功于柳宗元，他创作的三篇动物讽喻的寓言文《三戒》功不可没，不仅在讽刺上惟妙惟肖，在故事上也意味深长。柳宗元在序中道明写作主旨正是：“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黔之驴》讽刺外强中干者，《临江之麋》讽刺不懂考察自身的盲目者，《永某氏之鼠》讽刺凭借外力为所欲为者。

　　柳宗元的动物讽喻作品在艺术和结构方面对动物讽喻小赋都有所借鉴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文体上的开拓。从结构上来看柳宗元的辞赋仍保留大部分的四言句式，但他所写寓言文已经具有独立的文体特点，句式自由，具有很强的比喻性、讽刺性和故事性。

　　2.艺术上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拓展了动物讽喻的主体范围，动物讽喻小赋所写之物往往继承前人所写鼠、蝇、虫。柳宗元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将所写范围延伸到已有题材之外。不过于此相对的，讽刺的角度也又从动物讽喻小赋全方位的讽刺，变为了有针对性的讽刺上。

　　3.强烈的自我精神。柳宗元在创作动物讽喻的时候，非常注重“我”的诉求，作为一个仕途不顺的人的倾诉要求在他的动物讽喻中得到体现。动物讽喻小赋中，作者往往作为第三方的客观存在来叙述主体的丑陋。柳宗元自我精神，通过强烈的情感表达来体现的，无论是他在《三戒》序中说听闻此三事引以为鉴，还是在《骂尸虫文》中的呵斥，又或是《宥蝮蛇文》中对僮仆的教诲，都是彰显自我的存在。

　　4.完整的故事性。从不描写居多的动物讽喻小赋，再到具有完整剧情的动物辞赋，最终产生了极具讽刺效果的寓言文。这是动物讽喻作品不断发展，最终完善形成寓言文体的必然结果。

　　三、结语

　　总的来说，柳宗元的《三戒》是对汉代以来的动物讽喻小赋的直接继承，并且在继承中创变，进而形成了具有独立文体的寓言文。将动物讽喻题材推向了一个高峰，具有艺术上的独创性，完整的故事性，抒发强烈的自我精神。

　　动物讽喻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就此结束，在柳宗元将其推向一个高峰之后，后世此类作品依然作为刺世的有力武器而创作不断。如晚唐李商隐写有《虱赋》、《蝎赋》，欧阳修《憎苍蝇赋》，刘克庄《诘猫赋》，洪咨夔《烘蚤赋》，杨慎《蚊赋》等等。于微言中见大义，始终是动物讽喻的特点之一，所写之物虽不起眼，但却寄托了作者对社会现实或者黑暗面的抨击。它将不断在时代中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