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热风》杂文集:《望勿“纠正”》

　　望勿“纠正”〔1〕

　　汪原放〔2〕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3〕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4〕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5〕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叶，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汪原放(1897—1980)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3〕效颦《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后来把拙劣的模仿叫做效颦。

　　〔4〕《花月痕》长篇小说，清末魏秀仁(子安)作，五十二回。内容系描写文士、妓的故事。

　　〔5〕陶乐勤江苏山人。他标点的《花月痕》一九二三年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鲁迅先生与校对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很多都曾亲自参加过校对工作.有的还在这方面作出过不小的成绩，然而，参加校对工作最多、对校对工作贡献最大、事迹最感人的还是要数鲁迅先生。

　　第一，鲁迅强调校对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在鲁迅看来。如果校对质量好，可以促进作品的流传。如果校对质量差，就会“错得大差其远”，“有时简直有天渊之别”而影响作品质量。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特别重视校对工作。可以说，鲁迅把图书的校对质量作为衡量图书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他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的广告词中，把“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决不偷工减料”作为优秀图书的三个标准，加以广告宣传。在编辑和校对两个环节，鲁迅甚至更为重视校对。他在介绍他的三部译作(《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时说：“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在这里.鲁迅并不是轻视编辑工作，而是更突出地强调校对工作的重要性。

　　鲁迅重视校对工作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重要稿件亲自校对、亲自把关。根据鲁迅逝世后亲友们的回忆和鲁迅日记、书信中的记载，鲁迅自己的作品大多是他亲自二校的，有的作品还校过多次。比如，关于《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包括《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上、下两部)的编辑、校对问题，鲁迅就多次写信，表明自己对校对的态度。1932年11月6日，鲁迅写信给郑伯奇说：“《竖琴》已校毕，今奉上，其中错误太多，改正之后，最好再给我看一遍(但必须连此次校稿，一同掷下)。”1933年1月8日，鲁迅又写信给赵家璧说：“《一天的工作》已校毕，今送上，但因错字尚多，故须再校一次。改正之后，希并此次送上之校稿，一并交下为荷。”为了一部书的校对问题，鲁迅一再写信，并且交代甚详，这一方面反映了鲁迅工作上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一方面也证明了鲁迅对校对工作的极端重视。

　　鲁迅重视校对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作出示范。敦促身边的人搞好校对工作。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为了提高校对质量，鲁迅除了自己亲自参加校对以外，就是尽力发动身边的人重视和参加校对工作。鲁迅十分重视言传身教。他有时直接向文学青年们传授经验。如李霁野在《回忆鲁迅先生·记“未名社” 》中说：“先生的译著印行时，总亲自校阅，也有些小经验喜欢向我们述说。例如莫使一行顶上的一格排无所属的标点符号，便是其中之一。”他有时作出示范，让文学青年仿照实行。如尚钺在《怀念鲁迅先生》中回忆道：“我答着他。一面打开校样来看，发现头一篇便是我的，而第一页已经校对完了。他又接着和我说：‘这一页我已经校对过，你没校对过吧?有错误就照着这张样子改。’”鲁迅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使文学青年们明白了校对工作的重要性。正是在鲁迅的亲自参加和带动下，《语丝》、《奔流》、《译文》以及《未名丛刊》、《奴隶丛书》等书刊，都因其内容深刻、校对质量好而得到读者的青睐，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地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第二，鲁迅主张校对时一定要严格地查对原稿，而特别反对校对者按自己的理解作任意的改动。鲁迅先生在《望勿“纠正” 》一文中明确提出：“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当时校对队伍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鲁迅先生在1935年5月28日给黄源的信中说：“‘校对’实是一个问题，普通是只要校者自己觉得看得懂，就不看原稿的，所以有时候，译者想了许多工夫，这才决定了的字，会错得大差其远，使那时的苦心经营，反而成为多事。”在1936年9月3日给沈雁冰的信中，鲁迅先生又说：“但我们是对原稿的，因此发见印刷局的校员，可怕之至，他于觉得错误处，大抵以意改令通顺，并不查对原稿，所以有时简直有天渊之别。大抵一切校员，无不如此，所以倘是紧要的书，真令人寒心。”正因为当时校对人员的素质十分低下，而校对质量又非抓不可，所以，鲁迅先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创作时间，而在校对上下一些工夫。他宣称：“我以为凡有稿子，最好是译作者自己看一遍。”(鲁迅：《致黄源》)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行的。

　　鲁迅不得不走的校对生涯是时代造成的。也是他那种凡事认真的性格使然。在这里。我们为鲁迅先生不能利用这些时间更多地从事创作而惋惜，同时也为他那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老黄牛精神所感动。

　　第三，鲁迅强调校对工作必须认真、负责、仔细，必须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鲁迅先生自己对校对工作是极其认真负责的，他的这种工作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就在这年秋冬之交，《语丝》这个刊物办起来了，发的稿子好像都经鲁迅先生看过，但编的人不是他。他对于这个刊物的印刷、校阅，都很认真。他自己的文章，二校都由他亲自校对。”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同样记载了鲁迅先生认真负责参加校对工作的情况：“鲁迅常常亲自做校对工作。校对中，遇到一行的顶头有标点，他都认真地划到每行的末尾;一张校样，正面看看，还要倒过来看看，这样，字排得正不正，排行是不是歪斜。就很容易发现了。他要求天地头要排得整整齐齐，哪个地方空得多，哪个地方比较挤，哪个地方错落不齐，他都在样子上做出记号，有时用尺划一条直线，以引起排字工友的注意。……他在编辑工作中，只要有可能，编排校的工作总是自己亲自来做的，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读者。”

　　第四，鲁迅先生在校对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校对生涯是和他的创作生涯、编辑生涯共始终的。就是说，他一走上文学道路就开始了校对生涯。根据鲁迅本人的书信日记和其他人的回忆文章来看，鲁迅的作品一般是由他本人亲自校对或通读清样的。可以说，鲁迅在校对上花费了极大的精力。鲁迅先生不仅校对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也校对别人的著作和文章。鲁迅在1926年10月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上就说：“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拚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在这里，鲁迅把校对当成了他工作的三件大事之一。鲁迅在北京时期是如此，在上海时期仍然是如此。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也谈到鲁迅先生编辑、校对《奔流》稿件的情况。他说：“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鲁迅先生不仅参加自己编辑的刊物的校对工作，而且为了培养文学青年，有时甚至挤出时间为他们改稿、校稿。川岛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大师和园丁》中回忆：“有些青年还拿了译稿或者自己写的文章，请他去校、去改，他也从不推托的。如果白天没有功夫校改，又怕搁的日子多了耽误了他们，就在夜里来替他们校改，看稿子又看得极仔细，翻书，查字典，甚至稿子中的一个错别字都给改正了;他喝着很浓的茶.不断的吸着纸烟，一直到深夜不息。”鲁迅这种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鲁迅帮助别人校对的另外一个感人事迹就是校对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瞿秋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并是鲁迅反“文化围剿”的战友。瞿秋白牺牲以后，鲁迅和茅盾将他的译作结集为《海上述林》出版，鲁迅担任了全书的校对工作。这时，鲁迅先生已经身染重病.每天发烧不已。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校对着。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书中记载了鲁迅先生带病校《海上述林》的动人情景：“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l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的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足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的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的被这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看吧，一边陪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断地与病魔抗争着，同时也在不断地工作着、校对着，直到他逝世前十几天.即1936年9月30日。他才在日记上写道：“上午校《海上述林》下卷毕。”鲁迅先生一生校对的数量之大.在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中是罕见的。据统计，鲁迅先生“自己著译及编刊的书籍、杂志，再加上替别人‘选定’、‘校订’、‘校刊’的作品将近一百二十种，有的还一校再校三校，约计起来，总不下两三千万字。”(臧克家：《学诗断想》)这个庞大的校对字数，既说明了.鲁迅先生校对丁作的持之以恒，也说明了鲁迅先生为校对工作所花费的极大心血。

　　鲁迅先生在校对工作上的成功实践和巨大贡献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那种为校对工作而奋斗不已的精神和感人事迹也在激励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