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现代性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虽受到果戈理小说《疯人日记》的启发和影响，但后者却青出于蓝。二者虽都描写了一个精神病人，然而后者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表现方法上都与前者有着质的区别。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随即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旨在从《狂人日记》主题的反封建意识和忏悔意识、语言的现代性、以及意识流、象征等写作手法的运用来探析这篇小说的现代性。

　　一、主题的现代性――反封建意识和忏悔意识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正是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狂人日记》正是诞生于这一历史洪流中，小说以日记体形式描写了一个患有“迫害狂”症的病人，指出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作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点出这篇小说的主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①

　　中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至20世纪上半叶封建思想虽然腐朽不堪却仍然根深蒂固。封建的伦理道德仍然束缚着人们，广大民众仍是麻木不仁，并未想过改变自身以及社会的状况。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可见反对封建思想、启蒙民众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作者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批判并不是口号式的，而是切中本质、振聋发聩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小说通过狂人的幻觉刻画了在“仁义道德”掩盖下到处可见的“白厉厉的牙齿”，无情地撕去封建家族表面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本质。

　　鲁迅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痛切地指出：“大小无数次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女人和小儿。”②其后的小说，在“仁义道德吃人”这一思想的各个层面深入开掘和具象化。《孔乙己》、《白光》控诉了封建教育观念、科举制度的残毒贻害知识分子的罪恶;《阿Q正传》暴露了封建正统观、等级观吞噬国民灵魂的罪恶;《祝福》控诉了封建节烈观毁灭善良劳动妇女的罪恶;《药》表现了统治阶级及其爪牙对革命者的迫害、对普通民众的欺诈等等。如果说《狂人日记》是对整个封建营垒的一次总体性猛轰，那么其后的作品则是对各个明碉暗堡的重点性爆破。

　　同时小说中也体现了深刻的忏悔意识。“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四千年来时时的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可见狂人并没有将自己与吃人的罪责完全撇开，他意识到自己也是有罪的，也有可能在无意之中成了吃人的人，也不能完全推掉自己身上的责任，他的身上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忏悔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自我忏悔的体现，因此小说中的这一层主题思想较之于前者更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性。

　　二、语言的现代性――白话文的大胆尝试

　　白话文即古代市井白话，如《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就是用白话文写作的，但是直至晚清以前，白话文始终只是作为一种市井语言，难登大雅之堂。晚清国门洞开，随着而来的除了坚船利炮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语言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对人们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而文言的语言特点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文化推广的要求。

　　《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以苏曼殊为代表的的创作小说，以刘半农为代表的翻译小说，都是用文言写作的。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作品也只有胡适的小说和诗歌是白话，但是影响甚微。然而在《新青年》上发表创作的并不多，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创作的白话小说。③虽然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认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此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理论的大肆倡导，并未能直接促成当时白话文创作兴起和繁盛的局面。尽管胡适等人做过尝试，但是效果甚微，直至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才对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白话的运用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比如：“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从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夫之深，其中有心理、有动作、有细节，用的都是标准的白话，自然朴实，却又处处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作品中还有一些警句式的词句，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其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都绝不亚于文言文，足见作者高超的语言功力，也为白话文的使用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写作手法的现代性――意识流、象征等写作手法的运用

　　意识流是西方现代电影和小说中经常运用的手法，其表现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淡化故事情节，轻视环境描写，强调人物非理性的潜意识活动。在意识流小说中，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狂人由赵贵翁联想到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簿子，二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直接关系，思想跳跃性极大;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里没有明显的情节，先是交代了时间“不知是日是夜”，然后写到听觉感受“招架的狗又叫了起来”，接着思维一转，“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句是狂人主观上的感受，更加抽象、模糊;“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不能想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在这几处，故事的跳跃性也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在狂人的意识中，过去与现在交织，已往与后来颠倒。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簿子，几千年的历史都写着“吃人”，孩提时听大哥讲故事，赵家的狗又叫了……纷繁的时间切换，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把几千年封建礼教“吃人”的斑斑血泪凝缩在人物奇特的感受之中。

　　小说主人公为狂人，这实际上是象征手法的运用。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从作品中狂人的言行表面上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如作品所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这样的以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认为狂人是真狂了。其实虽然狂人的评议和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发人深省的洞察力。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字缝里所发现的吃人的本质。这段话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度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几千年来，敢于站出来说出这个本质的人难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吗?小说主人公形象为狂人，可谓是作者的独具匠心，他象征着那些已经觉醒、敢言敢为却不被民众所理解的先驱和勇士。历史上的改革者、先知先觉者常常不被人们理解，甚至被视为疯子，如李贽、孙中山等。取狂人这一形象使得文章反封建、反传统意识进一步深化，且在以往的文学中，类似的形象并不多见，可见作者的创造性与现代性。④

　　其次，小说当中也多处使用了象征手法：“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象征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歪曲了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而狂人将这一“簿子”“踹了一脚”，则象征着狂人敢于反抗传统，把帝王将相的历史踩在脚下，有力地歌颂了狂人的判逆精神。又如狂人在“劝转”失败之后遭到反动势力围攻的那一段描写，既象征了反动派对进步力量日益加紧的迫害，又象征了反封猛士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狂人在最后喊出的“救救孩子”，则象征了正在斗争的这一代人对于新生力量的爱护和培养。这些都扣住了狂人的特点，深切地表达了主题思想。

　　另外，《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有着现代性质的。再如小说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纵观中国传统文学，人物出场时一般都会介绍其生平、来历，而小说中对于“我”并没有此类的交代，这也是典型的现代派写法。

　　此外，小说中序言使用文言文，与日记中使用的白话文形成鲜明对照，运用了两个不同的叙述视角。序文的叙述者“余”通过一系列行为来证明、强调狂人事件的真实性： “偶闻其一大病”，因为仅是“偶闻”，还是难以断定这一消息的可信与否。“适归故乡”，则“迂道往访”，得到其兄长的确认：“病者其弟”，并“出示日记二册”为证。叙述者“持归阅一过”，发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接着叙述者又验证了日记的真伪：日记”“亦不著日月”，且“间亦有略具联络者”。虽然是日记，但不写日月;日记有两册，但其中语句连贯通顺的却很少，可知实乃狂人所做。“惟墨色字体不一”，可知“非一时书”，也非他人杜撰。“余”如此详细且近于繁琐地考证，无非是要造成读者信其所讲为真的结果。但在小说正文中，狂人对吃人真相的发现、“救救孩子”的呼声以及“我也曾吃过人”的自我怀疑和忏悔精神，又使得读者对狂人疯狂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样小说文本就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形成反讽的效果。双重视角的巧妙运用给读者造成了更加深刻的震撼，这样的写作手法也颇具有现代意识。

　　四、结语

　　尽管在《狂人日记》之前，诗歌、散文界也出现了用白话写作的作品，例如1917年6月，女作家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记实小说《一日》，小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狂人日记》以深厚的思想艺术分量，并且把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深刻的启蒙精神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白话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