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集外集》杂文集:《他们的花园》

鲁迅《集外集》杂文集:《他们的花园》

　　引导语：鲁迅《他们的花园》出自《集外集》杂文集，主要讲什么呢?下面是相关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他们的花园〔1〕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注解】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鲁迅杂文的影响意义

　　1、鲁迅杂文对现代传播的意义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杂文，总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 ·自由谈》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由地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传媒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也就更加触及和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杂文与“现在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杂文“魁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对此，鲁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儿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种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 中团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弓”，更是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有人甚至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 ，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历史文献。

　　2 、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 ’的规定 ，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 ，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 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 自由。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 的、散文的、绘的，以至音乐的…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3 、鲁迅杂文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运用

　　与其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极富创造力的。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鲁迅是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旬、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荚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敛。同时，鲁迅杂文的语青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讲青对思想的束缚，用以达到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映、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在鲁迅杂文中，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有时他又随意乱用词语，例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只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了”：这是“庄词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这是中(英语)、文(言)、白(话)词语对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这是“雅俗杂用”;“诗人”坐在“金的坦克车”上“凯旋”，“教育家”在“酒杯问”“谋害”学生，“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老鼠“飘忽”地走着，那态度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这都是有意的词语配合不当;“好像失去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远‘国’下去一样”：以名词作动词用，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于予蔑问之。

　　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凌曾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嗡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这更是一种“戏仿”，将对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 所有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设计，而是笔到之处，自然流出;待写到兴会淋漓时，就更是无拘无忌地将诸多不相谐的语言顺手拈米，为“我”所用。请看“即使连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低与马其顿乎?——外国也有的!”(《外国也有》)“今年，我竟发现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Yes，就是这个”(《公理之所在》)“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不过是要给人……‘破颜一笑’，…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奇怪(三)》)。这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们所看到 的是他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 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的挣扎。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鲁迅的叛逆性与异质性。

　　4、 鲁迅杂文对习惯思维的挑战

　　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也足非规范化的，他常遨游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采取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里，当谈到嵇康、阮籍，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时，但鲁迅却依据当时人们所谓的“崇奉礼教”，其实就是借以自利，进而提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继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潜意识里)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有人著文大加谴责，以为他不该“错杀党人”。鲁迅却提出“异议”，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鲁迅杂文的这些分析、论断，常对读者的习惯性思维构成一种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与说服力。由于鲁迅的杂文往往具有某种实验性与先锋式，读者对鲁迅杂文的接受，必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以至由衷叹服的过程。

　　鲁迅的杂文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或想象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他总是在“行”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这在鲁迅杂文里，几乎是俯拾皆是，从而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基本联想或想象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小品文的危机》);“批评家”砍杀杂文的立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眼(《商贾的批评》);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新药》);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隐士》);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现代史》)等。在鲁迅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之人、之物)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这其实揭示了更大的真实，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贵者”)越是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迫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

　　鲁迅联想力或想象力对习惯思维挑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历史(过去)”与“现实(现在)”联系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他一再谈到，“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要预知令夫人日后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驰，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尽管在理性层面，鲁迅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信奉着历史进化论，但他直接感受(感觉)到的他的心理与情感体验到的，真正刻骨铭心的，却是这老巾国时间的停滞，历史的循环与过去的重来。正是这历史的鬼魂与现实的活人的“循环叠合”才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另一个基本的联想或想象模式。所以，在鲁迅的杂文中，历史上杀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与现实中屠戮革命青年的蒋之间，魏晋时代爱礼教而反礼教的嵇、阮与国民政府清党后避而不谈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真正信徒之间，引起种种联想是十分自然的。而当鲁迅在打着“新艺术”的旗号的北京大学学生中看到了“旧道德”的重现时，他便找到了最好的杂文题材。后来，在他的笔下，不断地出现：“新式青年与桐城谬种 ’或 ‘选学妖孽’的喽罗”(《重三感旧》)，“提倡白话”的战士与“念出古字来嘲笑后进青年”的教授(《“感旧”以后(下)》)，“洋服青年”“拜佛”这一类的意象重叠。如果说前一类“把彼此不相干的事情牵连在一起”的联想给人以荒诞之感 ，那么，这类“新与旧、历史与现实重合”的联想，就让人感到绝望。这与人们所喜好的种种乐观主义的豪言相比，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也是一种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信念规范的“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