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京剧与社戏的态度

鲁迅对京剧与社戏的态度

　　《社戏》原文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我”成年时在北京看戏的两次不愉快遭遇，后一部分写“我”童年时在农村看社戏的欢悦生活。初中语文第二册选入的《社戏》为后一部分。

　　一、鲁迅笔下的江南农村小镇与《社戏》

　　鲁镇与未庄是鲁迅笔下描写最多的江南农村小集镇(如：《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等)。那里所发生的故事，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事，鲁迅描绘了那极端沉闷、闭塞、一潭死水般的封建农村的典型环境。从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出发，鲁迅主要不是描写在这种环境中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把重点放在刻画人的灵魂。写出农民的“辛苦麻木”，其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群”中，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当时，鲁迅认为最需急切疗救的应是人的“病态”的灵魂，他看到造成“病态”灵魂的根源在于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所以，他笔下的农民多是被沉重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思想压瘪了的人物。鲁迅对他们怀有深切的同情心，同时也为他们任凭命运的摆布而不思反抗感到无限的悲愤。但是，在也取材自鲁镇的《社戏》中的双喜、阿发、六一公公等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却是机智、纯朴、善良、无私，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劳动人民的热情歌颂。同时，作者通过嗅觉、视觉、听觉、想象等多角度对优美景色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大自然的清新明丽。在《社戏》中，在双喜、阿发、六一公公等身上找不到丁点“病态的灵魂”，在平桥村看不到些微“沉闷、闭塞、一潭死水的封建农村典型环境”。相反，那晚的社戏，虽没有出现“蛇精”“跳老虎”“翻筋斗”之类热闹有趣的'节目，“看不出什么名堂”“迅哥儿疲倦、小朋友们哈欠”，但至今却使我深情地怀念，“再也看不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显然，“我”怀念的不是戏，而是那个月色朦胧，横笛婉转、豆麦飘香的夜晚和天真纯朴、机灵能干的农家孩子一起渡过的美好时光，以及六一公公与孩子们给予“我”的厚爱和友情。如果将《社戏》的前一部分关于对京剧的叙述与议论跟上述情况相比，不难看出：鲁迅写作《社戏》的意图是为了揭示“当时剧场里演饰人物的态度、水平以及演出内容等不好的习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后部分对江南农村小镇一反常态的描述是为了从反面鄙弃“社戏”(“社戏”属京剧的一种地方戏②)，那么，鲁迅为什么对京剧何以不相容?

　　二、“京剧救国”与“人民本位”

　　“五四”时期，以胡适、刘半农、傅斯年、钱玄同等为代表，一方面提倡戏剧表现人生，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批判京剧，指出京剧中的“团圆迷信”，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使人从根本上进行思量和反省③”。把京剧中的脸谱、唱工、台步、武打、锣鼓等悉视为应抛弃的“遗形物”，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④”。当时的鲁迅也参与了这一批判活动，所以，在《社戏》的前半部分，鲁迅说他从1902年至1922年20年间只看过两回京剧，而印象都十分之坏：“咚咚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其实《社戏》后部分对戏台的描述也如此)，总之是“咚咚喤喤之灾，戏台下不太适宜生存了”。至于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鲁迅更是认为根本不可能。根据鲁迅的挚友郁达夫回忆：“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行吗?”⑤

　　在《社戏》发表两周年后，鲁迅写了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论照相之类》其第三节“无题之类”可以说是专门调侃京剧的。鲁迅写道：“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相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本以为她应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继起的模仿者们的拟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的苦相，也就会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亡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作者认为京剧中扮演的“天女”“黛玉”(梅兰芳饰)等眼睛太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而鲁迅最挖苦、最反感的则是京剧中的“男旦”和“男旦艺术”，鲁迅显然是把其中的“男旦”和落后畸形之类的现象连在一起了。

　　鲁迅在晚年又写了《略论梅兰芳及其它》，对京剧的艺术进行了理论的探讨。文章议论的中心是关于京剧的雅俗问题。鲁迅认为：京剧是由俗变雅的典型，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鲁迅这种人民本位的艺术观，也建筑在他对整个社会历史的考察上。他认为“士大夫常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而鲁迅心目中的京剧，正是这样的“竹枝词”或“小家碧玉”。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因此，他断言人民大众是不会喜欢京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