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与鲁迅的仇

邵洵美与鲁迅的仇

　　邵洵美出身官宦世家，外祖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著名人物，按谱系，李鸿章当是他的叔外祖父，可以说家庭条件非常好，就是人们常说的阔少。

　　邵洵美与鲁迅的仇

　　在上海，邵洵美与鲁迅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中国笔会出面欢迎，就是邵洵美自个儿出钱，在功德林订了一桌素席(萧氏食素)，送到宋庆龄府上宴请萧氏，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诸人。宴会过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活动结束后见鲁迅无车返回，又是洵美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府。然而，半年之后，因洵美的一篇小文章，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这场官司，好多人都写过，最详细的还要数朱正的专文《鲁迅与邵洵美》，载于二○○六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朱的文中说，“这一回是邵洵美自己先拿出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鲁迅看不过去了，才作文指明这一点。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于此可知，朱先生并没有见过邵洵美的文章，只是根据鲁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推断，便下了这样的定谳。当年的鲁迅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邵洵美这样的人，也会有文集一册一册地出版，以为随便怎样说，都无法对证。比如朱正在这篇文章中就说：

　　现在来写“鲁迅与邵洵美”这个题目，有一个困难，就是鲁迅这一面的文章都收到他的.全集里面，容易看到；而邵洵美写的诗文，现在却很不容易找到了。鲁迅攻击过的文人，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等，他们的作品都留下来了，表明了他们的存在。而杨邨人、张若谷、邵洵美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朱先生的笔法，还真有点鲁迅的味儿。

　　按朱先生的理念，鲁迅批评林语堂等人的对与错，是可以商量的，批评邵洵美这样的人，绝不会有错，是钢板上钉了钢钉，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则认为，对错且不必管，先应当把事实弄个清楚。现在邵洵美的文集出版了，我们可以看到邵的这篇文章了，文题为《文人无行》，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文中说，这里的“行”，指行业，意思是说文人多没有正式的职业。看过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邵氏此文的要义，绝不是“奚落贫穷的文人”，他的立论，要高得多。最为明显的，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左倾文人，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还有的话，也可以说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鲁迅是《自由谈》的撰稿人，又是公开化了的左翼作家的首领，当然要挺身而出，狠狠地给以回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朱先生这话是说对了。

　　放开了眼，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又不一样了。一九三○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不停顿地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上海文坛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前后，像候鸟似的飞来的新月派文人，一九三○年前后不长的时间内，又一个一个地像候鸟似的飞走了。且举几个著名的，叶公超一九二九年秋离开暨南大学，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胡适一九三○年十一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一九三○年秋去了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月派是鲁迅的死对头，既然头面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之流都远走高飞了，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兄弟的邵洵美自然就水落石出，暴露在鲁迅枪弹的射程之内了。

　　可以说，邵洵美写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一九三三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

　　鲁迅骂邵洵美的话

　　鲁迅曾数度讥讽：“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此评影响颇大，使得很多人都认为邵是一个靠老婆陪嫁而舞文弄墨的纨绔子弟。今日看来，是一场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