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人物肖像描写的特色

鲁迅小说人物肖像描写的特色

　　鲁迅的小说是中学语文课本中小说部分的重头戏，代表了鲁迅先生的创作个性、创作水平，是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下面就《孔乙己》、《故乡》、《药》、《祝福》、《阿Q 正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几篇小说，简析其人物肖像描写的特色。

　　鲁迅先生说：“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物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画得逼真，也好无意思。”(注：鲁迅《我是怎样做起小说的》(见《南腔北调集》))鲁迅先生所说的这种“画眼睛”，就是选取那些最能表现人物精神、性格的外部形象的某些特征，来刻画人物。鲁迅先生根据现实主义创造典型人物的要求，适应短篇小说形式的特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和民间文学艺术形神结合、写形服从于写神的表现方法。在肖像描写上，他不求过分逼真的形似，而追求在形似基础上的神似。譬如阿Q，鲁迅对他的肖像并没有细致地描绘，他所告诉我们的只是这么几个突出的特点：懒洋洋的瘦伶仃、癞疮疤、黄辫子、厚嘴唇、旧毡帽。但这一切都是阿Q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地位的产物。因此，阿Q外貌上的这些特征，对表现阿Q的阶级本质和性格，就成为不可缺少的， 富有表现力的东西了。《故乡》中成年闰土的外貌是：脸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肿得通红，破毡帽，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又粗又笨，而且开了裂，皱纹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鲁迅先生只抓住了几个突出特征，就把闰土这一旧中国贫苦农民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了。

　　“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注：恩格斯《致闵·考茨基》)要通过人物的肖像描写，表现出“质”的东西，必须精心地选取那些既能表现突出的个性，又具有典型意义的肖像特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具备深刻的生活观察力和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正像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于事物，必须观察准确、透彻，才好下笔”。在《孔乙己》中他这样写了孔乙己的肖像：“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洗。”“青白脸色”是不事劳动又营养不足的结果，“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是被压迫、被侮辱的标记，衣服破脏和花白胡子乱蓬蓬的是孔乙己贫穷而又懒散的证明。

　　特别是那件长衫，鲁迅先生是着重写了的。这件又脏又破的长衫，深刻地揭示了孔乙己这个旧社会穷读书人的精神状态：他的经济地位是低下的，但在思想上却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个“上等人”，即使穷得“站着喝酒”，也不肯脱掉那标志着“读书人”、“上智者”的长衫。这种矛盾着的外相，正是孔乙己在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下所形成的读书高贵、劳动卑贱、欲上不能欲下则不甘心的病态心理的集中表现。鲁迅先生通过孔乙己外部形象的这几个特征，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科举制度牺牲品的身份、教养、现实的经济地位和精神状态。这和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前的旧知识分子的精细地观察和深刻地认识是分不开的。正像“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注：鲁迅《〈出关〉的“关”》(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如果离开了对于描写对象的深入把握，要做到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

　　人物外部形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年龄的增长，自然要使容颜改观;而生活的折磨，精神的刺激，又何尝不引起外貌的变化。因此鲁迅在描写人物肖像时，在突出人物肖像特征的同时，总是联系人物的遭遇把肖像的变化和揭示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结合起来。在《祝福》中，鲁迅对祥林嫂的肖像进行了四次比较集中的描绘。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头上扎着白头绳”表示她新寡，“脸色青黄”是痛苦生活的体现，“两颊却还是红的”显示出在她身上还存在着青春的活力和对未来的希望，“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展示出她悲痛、胆怯的心境和沉静安分的性格。只寥寥几笔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一个勤劳朴实、老实能干、心怀苦痛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而她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时服饰没有变，但“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眼角上带些泪痕”。这外貌的巨大变化，准确地再现出了被卖再嫁、再次守寡、爱子惨死等深重苦难给祥林嫂带来的.巨大苦痛。在祭祀时，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遭到拒绝，“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到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所有这些正是她内心受到极度煎熬的真实写照。最后，当祥林嫂身陷绝境的时候，她的外貌、眼神的变化更加令人颤栗，“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表示她是一个活物”。鲁迅先生四次描写祥林嫂的肖像，每一次都不同。从“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到“眼睛窈陷下去”，再到“眼珠间或一轮”;从“脸色青黄”，到变作“灰黑”，再到“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这种对肖像的变化描写，深刻地展示了祥林嫂一生的苦难历程。

　　由于小说的结构不同，描写人物肖像的变化时，鲁迅所采用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祝福》是随着人物生活道路的展开而一次又一次地描写肖像的变化。但《故乡》却是通过小说中的“我”的回忆，写出主人公肖像的变化。在“我”的回忆中，闰土还是一个“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的活泼少年。但当我回到故乡。闰土又出现在眼前时，却已经不是“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年龄带来的，这里分明留着生活劳顿、精神摧残的痕迹。通过这外形的变化，也刻画出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我们已经看不见天真活泼的闰土，看见的只是在生活的重压下精神有些麻木的闰土了。

　　鲁迅先生在肖像描写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行动中表现人物的肖像。他很少对人物的肖像特征作静止的呆板的介绍，他总是从人物的行动中，从人物之间的关系中，选择最适当的时机，通过特定的场合，来突出人物肖像中的某些特征，从而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并一次一次地加强这种印象。

　　例如写阿Q的肖像时， 作者没有像静物写生似的穷形尽相地向读者数说阿Q有黄辫子、厚嘴唇等等，写他瘦伶仃的懒洋洋的样子是在阿Q赤着膊得意洋洋地舂米时，在阿Q捉了虱子放在嘴里咬时写他的厚嘴唇，在阿Q 和小D打架时写他的黄辫子。这样写，不仅使读者牢牢记住了阿Q的黄辫子和厚嘴辱，而且一提到黄辫子、厚嘴唇，就会想到阿Q 被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的情景和捉虱子的神气。

　　在《药》里，对刽子手康大叔的肖像描写是两次完成的。第一次是老栓到刑场买人血馒头时，随着“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喊声，“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象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在这里，刽子手康大叔，是出现在老栓慌慌张张接人血馒头的时候，强调了人物最突出的特征——混身黑色，眼光像两把刀。既表明了他的身份，又写出了他的凶悍。接着鲁迅先生又在另一个场合为康大叔画了第二幅像。在老栓的茶馆里，茶客们正谈论得起劲时，“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这里鲁迅先生让人物突然出现，先引起读者注意，然后再为人物画像，这比孤立地静止地描写人物的写法，真是既生动简炼又能概括丰富的内涵。

　　除以上所述的三方面外，鲁迅先生还善于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写另一个人物的肖像;运用确切的比喻和适当的夸张写人物的肖像。总之，在肖像描写上，鲁迅先生不仅善于选取人物肖像的特征，而且还善于通过多种多样的手法来描写这些特征，从而做到“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