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史料看孟浩然隐居不仕的原因

从一则史料看孟浩然隐居不仕的原因

　　孟浩然有比较明显的用世之心，也有良好的入仕条件，但他布衣终生，这在盛唐诗人群体中显得比较独特。

　　孟浩然的诗歌，其中《夜归鹿门歌》和《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两首诗表现了孟浩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前者显示出隐逸的情怀，后者却表达了鲜明的出仕意愿。这种矛盾心理很多诗人都有，但孟浩然却在这个群体中显得比较特殊。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仕宦的经历，大多是在仕途遇挫时才产生真隐的意愿。孟浩然却终生未仕，除了游历四方外，就是在家乡隐居，人生履历简单得如同一幅写意画。

　　《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

　　“一座嗟伏”“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连唐玄宗都“闻其人而未见也”，说明孟浩然在其生活的时代即享有盛名。通览孟浩然的诗歌，我们发现孟浩然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却结交甚广，朋友中不乏朝廷高官，除了张九龄、王维外，还有以喜欢提拔后进闻名的韩朝宗、贺知章等人。可想而知，孟浩然得到他们的举荐并不是一件难事。

　　“年四十，乃游京师”“于太学赋诗”说明他主观上希望入仕，此前“隐鹿门山”之举应该和那个时代很多的读书人一样，是一种提高自身声誉的姿态和方式。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孟浩然去世前4年)他应邀入张九龄荆州长史幕府，虽然不到一年即返故居，但这一举动表明孟浩然确实如其诗中所言，“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孟浩然依然终生布衣，这在推崇积极入世、进取精神非常强烈的盛唐时代显得非常特殊。在《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我们发现，是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和一次重要却糟糕的偶然遭遇，使他错失入仕机会。

　　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在他与韩朝宗约而不赴的举动中可见一斑。既然有约定，说明孟浩然希望得到韩朝宗的引荐，至少是他答应了韩朝宗的引荐。韩朝宗名满天下，时人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与韩荆州书》)之说，孟浩然显然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成见。孟浩然后来还曾寄诗给韩朝宗，中有“自牧豫章郡，空瞻枫树林”(《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之句，表达对韩的怀念之情。临期不赴之举，不是对引荐者的不尊重，而是孤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表现出殷勤之态。这种性格使他在入仕之路上虽有动力，却缺乏后劲。毕竟在求仕之路上，既需要他人的援引，更需要个人的汲汲谋求。

　　在孟浩然留下的260余首诗歌中，投赠求荐的诗歌很少，比较有名的就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但在这首诗中他没有一句对张丞相的'赞美之词，不像一般的求荐诗。即使狂傲如李白，希望得到韩朝宗举荐时也会写出“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李白《与韩荆州书》)这样的谀辞。孟浩然虽有“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的强烈愿望，最终却只能发出“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维》)的怨叹，这不能不说是“性格决定命运”。

　　“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说明孟浩然多少有正直仗义、扶危济困的性格，这种性格本质上与他“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孟浩然的家乡在湖北襄阳，他早年隐居鹿门山，侍亲读书。这种隐居生活，无疑也陶冶了孟浩然的性情。“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万山潭作》)，秀美的山水与孟浩然的心灵完完全全地融而为一。襄阳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外，还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历史悠久的隐逸传统，其中对孟浩然影响最大的是汉末的庞德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登鹿门山》)，“闻就庞公隐，移居近洞庭”(《寻张五回夜园作》)等诗句表达了他对庞德公的敬仰之情和追随之意。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像便是庞德公。”家乡先贤对一个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弃官不就，采药不返，庞德公的诗意人生无疑是孟浩然倾慕的对象，而这种神往之心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而不断强化。

　　在孟浩然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他交往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僧人、道士和隐逸之人。如《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中的高僧融上人、《还山贻湛法师》中的高僧湛然法师，《赠道士参寥》《伤岘山云表观主》《清明日宴梅道士房》等诗中提及的道士，另外像王迥、张五、郑�等皆是隐逸之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因素，对孟浩然来说，与这些隐于士林的朋友交往，一定会强化他思想性格中隐逸避世、超然物外的思想，使得他虽然始终抱有用世之志，却在仕途上遇到需要加力的时候不够主动，更不愿意牺牲个人品格折腰屈从，所以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入仕和归隐的矛盾之中。

　　孟浩然在入仕之路上有一个梦幻般的开局，就是与唐玄宗的无意会面。史册中君臣风云际会的场景很多，可惜孟浩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我们现在读他在皇帝面前诵读的这首诗，都会把“不才”理解成自谦之语，而“明主”自然是反语，句中充满着一种怨怼之气。而孟浩然肯定不是要在这次偶然的“面试”中有意对皇帝有所抱怨，只能理解为他不会把骋才和颂君完美地结合起来，从根子上来说，还是他孤高正直的性格使然，他不会违心地去赞美别人，即使面对的是皇帝。

　　可以想见，这次会面对年已四十、应试落第的孟浩然心理打击有多大。面对皇帝“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的指责，他没有解释的机会。给皇帝留下如此糟糕的第一印象，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孟浩然或许还有机会可以入仕，但这次猝不及防的会面给他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使他在跃跃欲试的同时又心有余悸。

　　与孟浩然有着类似经历的宋仁宗时的柳永，因其《鹤冲天》词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句子，所以在考试成绩已过关的情况下，因被皇帝批示“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而落榜。失意后的柳永干脆自称“奉旨填词”，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歌楼酒馆之间。这种行为看似潇洒，其实是精神极度失落之后的自我排遣，或者说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味。但柳永此时毕竟年轻，尚有重整旗鼓的心力。孟浩然年已四十，要祛除这样的心理阴影就绝非易事了。

　　本性非仕宦之人，开局又这样糟糕，再加上家乡襄阳秀美风光的吸引和家乡先贤庞德公的心灵召唤，“隐鹿门山”也就顺理成章地从生活的方法变成了孟浩然生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