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欧阳修诬陷狄青的原因及影响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 人。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 1008 年) , 卒于嘉佑二年(1057 年) ,北宋名将。行伍出身,善骑射。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 ,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夏国、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临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英勇善战,战功赫赫。

　　范仲淹极器重他,称他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并送他一部《左传》;他埋头苦读,深得书中精奥,终使他智才过人,于是他由一名士卒一直晋升为大将军,官至枢密使,掌握了军事大权。他治军严明,深入士卒,与士卒打成一片,且待人宽厚,深得士卒拥戴。宋仁宗曾劝他除去“面涅”(兵士与犯人脸上刺的符号) ,他说留着可以激励自己和士兵的志气,故而一直不肯去掉,出战均戴铜面具。

　　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 年) ,他升任枢密副使,第二年他领兵镇压侬智高,出敌不意,夜渡昆仑关,所向披靡,一举击灭。班师回朝后,他就知任枢密使,但是很快被人诬陷而去职,出判陈州而死。是谁诬陷狄青呢? 始作俑者是时任御史中丞王举正等人,但诬陷狄青最深者是时任翰林大学士的欧阳修。

　　欧阳修(1007 - 1072) ,是北宋政治家,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 中进士,参与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仁宗嘉佑年间拜枢密副史,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他还是宋初文坛领袖,著有《新唐史》(与宋祁合著) 和《新五代史》等史学著作。他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有唐宋八大家之称。欧阳修为什么要陷害狄青呢? 相关史料记载:《宋史?欧阳修传》载:“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

　　修(欧阳修) 请出之(指狄青) 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续资治通鉴》载:“臣(指欧阳修) 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 欲乞罢青(狄青) 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书凡再上,留中不出。”《哨亭杂录》载:“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狄青) 立功广南,稍有生色,仁守置诸枢府甚为驾驭得宜。乃欧阳公(欧阳修) 露章劾之(狄青) ,至恐其有他心,岂人臣为国爱借人才之道? 狄公(狄青) 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指秦桧) 得以诬陷武穆(指岳飞) 者,亦袭(欧阳修) 故智也。”

　　以上这三条史料虽来自不同史书,但都明确指出是欧阳修劾奏与诬陷狄青,致使狄青被排挤去职的。只是在语气和原因上有所区别。第一条史料(《宋史?欧阳修传》) 在原因上,只是说狄青任枢密使有威名,而宋仁宗病重,社会上有许多流言蜚语,为爱护狄青,欧阳修请示罢免狄青枢密使之职,贬为陈州知州。没有点出狄青有野心。因而语气上显得轻。第二条史料(《续资治通鉴》) 对欧阳修诬陷狄青的原因揭示得十分具体:一是狄青为行伍出身却掌握枢密大权。

　　也就是说,行伍出身的狄青不配当枢密使不能掌握枢密大权,这就表明欧阳修对出身行伍的狄青采取歧视的态度。二是狄青太了解军情和太得人心,尽管他任职三四年且都没出现过什么差错。三是武臣掌管军事,这对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欧阳修请示宋仁宗要罢去狄青的枢密使之职,而且是多次请求,“留中不出”就是说欧阳修连着上了多次奏折,但宋仁宗都不批准。

　　于是,为了能使宋仁宗罢免狄青,1056 年时任翰林大学士的欧阳修上奏仁宗,欧阳修在这次奏折上就直接点明要罢免狄青的理由是“为国家消未萌之患”,这实质上就是诬陷狄青有篡位野心。宋仁宗看到欧阳修这一奏折,极为重视,不超过一个月,就“以熟状”(宋代的一种任免方式)罢免狄青枢密使之职,贬到陈州任州判。这条史料揭破了欧阳修诬陷狄青的目的,因而在语气上明显比第一条史料重得多。第三条史料(《哨亭杂录》)是说欧阳修担心狄青有篡位野心,而给宋仁宗上奏折并公布于众,请示罢免狄青枢密使之职。同时,将欧阳修与秦桧相提并论,认为秦桧诬陷岳飞是仿照欧阳修诬陷狄青那样去做的。揭发了欧阳修诬陷狄青所造成的影响。原因是清楚的,语气也是重的。

　　综合上述三条史料所揭示的内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欧阳修诬陷狄青,使狄青被罢去枢密使之职的情况是确实的,而且我们还清楚的看到欧阳修诬陷狄青的'原因和目的。欧阳修诬陷狄青的原因,是他认为行伍出身的狄青掌管了国家的军事大权,了解、熟识、掌握许多军事机密,且又有威名,深受士卒拥载,因此会有篡位的野心。欧阳修诬陷狄青的目的,是“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此外,宋朝“得天下”的手段和在治国上所施行的国策即推行的政治路线,是欧阳修诬陷狄青的又一重要原因,即背景原因。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靠手中掌握的兵权,后趁周世宗不幸早逝,留下孤儿寡母,以出兵戍边为借口,发动了“陈桥兵变”并“黄袍加身”而当上皇帝,取得天下的。因而,宋朝历代皇帝就一直忌讳武臣,特别是忌讳武臣掌兵权。所以,宋太祖赵匡胤一上台,就立即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巩固他的封建统治。北宋中央集权,最为重要的就是兵权。为了集中兵权,防止各藩镇如唐末五代的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以及赵匡胤自己那样的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甚至当了皇帝,因此,赵匡胤一上台就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手段,以高官厚禄为条件,削去藩镇重将的兵权,派文官指挥军队。

　　如有战事,则临时委派统兵将领,使调兵权与统兵权分开,防止兵变的发生。在禁军制度上,形成了“将不得专其兵”、“兵无常帅”、“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使禁军将领难以拥兵割据。同时,加紧完善确立选官制度即科举制,使宋朝形成文官治国的政治体制。宋朝忌讳武臣和文官治国的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虽然有效地削除了武人专权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却形成了鄙视武人的风气,从而也就削弱了军队抵御外侮的战斗力,造成了“积弱”的局面。欧阳修之所以敢于诬陷狄青,也正是宋朝忌讳、鄙视武臣和“重文轻武”的国策所造成的。

　　欧阳修诬陷狄青所形成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首先,是加快了北宋因“积弱”而无力抵抗外敌出现“靖康耻”局面,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虏,北宋灭亡。欧阳修诬陷狄青,狄青被罢去枢密使之职的时候,正是西夏与契丹崛起,虎视眈眈欲取中原之时。

　　狄青忧愤而死的那年, “夷人扰井监”, “火洞蛮侬宗扰邕州”,“夏人扰宋边,败宋兵与断道坞”。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 年) ,“邵州蛮掠扰”。宋仁宗嘉右四年(1059 年) ,“交止扰钦州”。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 年) ,“交止与甲洞蛮合兵扰邕州”。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 ,“夏大举扰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年) ,“夏陷宋抚宁诸城”。在西夏与契丹的不断侵扰的同时,东北又兴起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 年) ,金联合北宋灭了辽国, 但很快金又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 年) 灭了北宋,宋徽宗、钦宗二帝当了金兵的俘虏,这就是“靖康耻”。“靖康耻”的状况是极惨的。《续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惨况:“帝(徽、钦二帝)北迁,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郑州路进发”,“府库积蓄为之一空”,“自郑门而北,每过一城,辄掩面而泣。”《容斋随笔?北狄俘虏之苦》中也有记载:“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氏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每月支稗子五斗,使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人。

　　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可怜这些生在皇室官宦之家、玉衣锦食的俘虏在大冬天里一丝不挂,让他们烧火作饭,就火取暖,到冰天雪地里拾取木柴回来,再坐到火边时, “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只有那些会手艺的俘虏受欢迎。有客人来,叫他们表演,到酒阑客散后,让他们坐在只铺了破席子的地上做工, “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其次,汪藻、秦桧续欧阳修之衣钵,继续对武臣诬陷打击,使南宋重蹈北宋覆辙,南宋仍然处于“积弱”挨打的局在。逃到江南的赵构即宋高宗还没安顿下来,金兵即饮马长江进攻扬州,敌后群众自发的抗金运动刚刚兴起,抗战英雄也刚刚脱颖而出的时候,翰林学士汪藻就依据欧阳修诬陷狄青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思路,向宋高宗上奏折,提出所谓的“驭将三法”,对抗战派进行诬陷。

　　《续资治通鉴》上就有对汪藻诬陷抗战派内容的记载,其中有一段文字是最为关键的:“然臣(汪藻) 复有私忧过计者。自古以名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并且,还点了岳飞的名,诬陷岳飞用国家的俸禄养了“数百人”,州县都怕他们欺侮,没人敢阻拦制止,其盗支的国家财物,多得没有办法统计,等等。

　　要宋高宗对各抗战将领进行遏制。后来,秦桧就以“莫须有”之罪名诬陷岳飞,将岳飞下了大狱并置于死地。汪藻诬陷抗战派将领的奏折和秦桧以“莫须有”之罪名诬陷岳飞至死的消息传开后, “诸将皆忿。”有的将领就“令门下作论以抵文臣”,说文臣“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不是主张讲和就是主张割地。”“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从而挑起了文武臣间的严重对立,使南宋仍然处在“积弱”挨打的局面,衰弱的南宋朝廷也只好年年向“异族”低三下四地赔款进贡以求苟延残喘了。

　　宋朝的“积弱”挨打,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少有的;而北宋遭到的“靖康耻”,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绝无仅有的。唐朝安史之乱,长安失守,玄宗外逃,则有郭子仪等将领力挽狂澜,收复失地;明朝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也有于谦等将领整顿军备,打退瓦刺也先的进攻,保卫了首都,稳定了大局。

　　但宋朝在危急时却找不到一个得力的将领来挽救危局,竟至一败涂地,出现“靖康耻”,北宋灭亡;继起的南宋仍延续了北宋的“积弱”局面,在外敌面前被动挨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最为根本的是由于宋朝廷推行了忌讳武臣和“重文轻武”的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但是,欧阳修诬陷狄青,造成误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