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七月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来说，当然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也是他对于政治方面和诗歌创作方面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唐王朝相对抗。唐宪宗(李纯)元和中，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镇州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互相勾结，拥兵叛唐。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杀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当时，唐王朝的宰相为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等人，武为积极主战派，御史中丞裴度也主张用兵，而张、韦两人表面上以不宜同时讨伐两河(河北、河南，即王、吴等)为辞，实际主张绥抚，息事宁人，承认既成事实，而与武元衡意见不合。事情发生以后，朝臣们大为惊恐。而这时白居易不过是一名闲官，但忧国忧民之心，却仍旧非常强烈。他看不惯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僚们的行径，首先向宪宗上疏，请求迅急逮捕凶犯，以雪国耻。遭到了张、韦等人的不满，并对他加上了“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和“伤名教”的罪名。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对做官为宦的人，后一罪名非常严重。这两种罪加起来，于是被贬官到长江以南边远地区去做刺史。但是，事情并没完，中书舍人王涯利用自己的职权(中书舍人有权驳回皇帝下达的诏书)，说他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这样，从六月初到七月，这件事经过反复酝酿、制造，两次下令，最后，追回前诏，另下一道命令，让他做一名江州的副职——司马。白居易在那儿整整呆了四年。这就是当时被贬的全部经过。

　　除了张弘靖、韦贯之两人以外，其余那些“素恶居易者”是些什么人?因为什么“素恶”?白居易为什么得罪了他们?这就要从白居易的有名的诗歌说起。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在他创作的实践中加以实现。他在元和初年，写下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著名诗篇，用诗歌作为武器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使得当权者有所警惕，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人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正是这个缘故，得罪了“权豪贵近”“执政柄者”“握军要者”，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和不满。这些人暗中怀恨在心，等待时机，对他或施明枪，或射暗箭;但因这时白居易正在皇帝跟前做翰林学士，虽“为奸人所排陷”，但有一道护身符保护，对他也莫可奈何，无从下手。而到元和十年，盗刺宰相这一公案发生时，白是一名闲官，不仅没有保护伞，而且曾经信任他的那位皇帝，对他的“直言极谏”早已厌烦了。这时，白居易的敌手们看见有机可乘，便一窝蜂地、集中火力对准他开炮，一个罪名不够，加一个，再加一个，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几年里，执政柄、握军要、掌大权的，具体是什么人呢?

　　元和三至五年，三公中，杜佑是勋旧贵戚，时年已七十多犹掌朝政。白居易在《秦中吟》第五首《不致仕》中对于七十以上高龄而贪恋禄位、不肯致仕(退休)的.大官僚，讽刺备至，遭到杜佑(及其子孙和门生故吏)之忌，自是意料之中事。于是贞元末、元和初极为专横的一个方镇，《旧唐书》本传说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德宗对他亦无可奈何。

　　对于这种人，白氏是深恶痛绝。元和三年九月，曾向宪宗上奏《论于裴均状》，论其三不可，之后，又有《论于所进歌舞人事家状》，揭露于的丑恶。这两次劝谏自然会遭到于的嫉恨，于和他的党羽打击白氏，当然是十分可能的。其次宰相中的李吉甫和度支使中的裴均，也都是白氏的对手，这些人的党羽，一直在朝掌权，“素恶居易者”之中，这些人和他们的党羽自然也包括在内。至于一直被皇帝信任、统率禁军的宦官吐突承璀，正是白居易在诗中斥责的“中尉”。元和十年，吐突承璀还在掌权，他不趁机报复，才是怪事呢!还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书舍人王涯，不顾公理私谊，反而恩将仇报，狠狠地在白氏头上抛下一块石头!

　　总合上述各方面的打击力量，使得白居易在江州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其实，他们所加于白氏的罪名，都是捕风捉影，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是假公济私、乘机报复的假案、冤案。而罪名中，“伤名教”一罪，更是毒辣。

　　所谓“伤名教”，具体是说白居易对他的母亲不孝，母亲看花，掉在井里死了，他还作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连作“人”的资格都丧失了的，还哪能做官呢!——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文字狱”。从现存的白集看，没有新井诗，宋代人也没有看见新井诗。至于赏花，白集中却很多，但据现存的白集看，元和六年白母卒后至九年补官前，白氏在渭村丁忧期间，所作诗不算多，基调大都是悲伤哀痛的，与其他时间的作品很不一样，也根本没有赏花诗。再者，他母亲堕井而死，并不是因为白居易不孝所致，这从白氏自己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唐代(比白氏稍后)及宋人关于此事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

　　白居易对于政治(国家大事)的热情减退，并不始于元和十年的遭贬。当然，这次对他的打击更大，对他的思想转变影响更深，使他的态度更坚决罢了。被贬之后，有时偶然地又被国家大事所激动，而“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他想请求皇帝让自己从军，去攻打吴元济)”。写到这里，自己又觉得多事、好笑，赶快又警戒自己，说：“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后来，就干脆发誓：“世事从今口不言”，——因为“忧国朝廷自有贤”，国家大事，自己只好不管，其实也管不了!不过，话虽如此，当自己在其位、有说话的机会和责任时，他仍然为国为民，积极建议，以求尽到自己的职责。

　　至于他的创作，经过被贬江州这次打击，“讽喻诗”确实少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鉴于揭露、讽刺的对象太多，树敌招灾，不愿再冒风险惹祸。二则，元和初年政治上略见转机，有可为之时，自己冒着风险写下的许多诗歌，还有希望在政治上起一点作用，收到一点实际效果。及至洞悉国情的上下内外、种种矛盾和黑暗，知道大势已定，无可挽救，个人不仅无能为力，而且遭到迫害，“讽喻诗”再写多些也没有用了，反而招来无妄之灾，何必再干这样的蠢事呢!但是，经过这场灾难之后，白居易也并非“讽喻”完全绝迹，遇上重大事件，仍然要写几句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意见，不过，不用“讽喻”之名，也不像过去那么集中、那么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