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秦观译文

孙小飞老师

  虞美人

  朝代:宋代

  作者:秦观

  原文:

  陌头柳色春将半。枝上莺声唤。客游晓日绮罗稠。紫陌东风弦管、咽朱楼。

  少年抚景渐虚过。终日看花坐。独愁不见玉人留。洞府空教燕子、占风流。

  《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

  秦观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虞美人翻译:

  天上碧桃露滋养,不同俗卉与凡花。乱山之中,萦水之畔,可惜一支如画为谁开?

  清寒细雨显柔情,怎奈春光短暂,美景将逝。为君酣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分人断肠。

  虞美人字词解释:

  ①碧桃:一种观赏桃花。此指仙桃,借以赞颂主人的宠姬碧桃。

  ②数:辈。

  ③萦(yíng)回:盘转回旋。

  ④不道:不奈,不堪。这里“春”为双关语,既指喻作者对碧桃的赏爱,也寓有碧桃春心萌动,又难以表述之意。

  ⑤君:指花,也指双方。

  虞美人背景:

  秦观于元丰八年(1085年)考中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元年宋哲宗亲政后(1094年)“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秦观出杭州通判。在京城几年间,曾经有一位大官大摆宴席,将秦观也请去了。秦观在这些达官显贵中,卓然不群,别有一种绝世风姿。大官的一个宠姬碧桃频频向秦观劝酒,秦观都一饮而尽,毫不推辞。碧桃的倾慕之情已有所流露。当秦观也为她斟酒时,那位大官慌忙阻止道:“碧桃是不饮酒的。”可是没想到,碧桃竟接过酒杯说:“今天我就为秦学士拼了这一醉了!”举杯一饮而尽。秦观领会这一片深情,但却不能有别的表示,只能当场写下这首《虞美人》。这使得那位高官恼怒万分,并且说:“以后永远不让她出来见客了,满座的人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虞美人赏析: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秦观词作鉴赏此词运用新巧别致的比喻手法,表现了怀才不遇、伤春惜别的主题。词人用细腻的笔墨,精心刻绘出完整的形象来作比喻。词的上片写仙桃,下片写美人,以仙桃比喻美人,而美人又是作者寄托身世、用以自况的对象。首句化用晚唐诗人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种”句,只是把“种”改为“栽”,并稍易语序。再言“不是凡花数”,以赞美花的仙品,说它象天上和露栽种的碧桃,不是凡花俗卉一般。接下来“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两句却突作转折,极力一抑,显示这仙品奇葩托身非所。乱山深处,见处地之荒僻,因此,它尽管具有仙品高格,萦回盘绕的溪边显得盈盈如画,却没有人来欣赏。过片“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两句,写花暮春的轻寒细雨中动人的情态和词人的惜春的情绪。细雨如烟,轻寒恻恻,这盈盈如画的花显得更加脉脉含情,无奈春天很快就要消逝,想约束也约束不住。花的含情无限之美和青春难驻的命运这里构成无法解决的矛盾。结句“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说的是因为怜惜花的寂寞无人赏,更同情花的青春难驻,便不免生出为花沉醉痛饮,以排遣愁绪的想法。君,这里指花。“只怕”二字一转,又折出新意,说是想到酒醒以后,面对的将是春残花落的情景,岂不更令人肠断?这一转折,将惜花伤春之意更深一层地表达了出来。此词通过仙桃这一美的形象,来寄托作者怀才不遇、美而不被赏识的身世感慨。作者善于利用转折突变的方式表达感情,先充分描写桃的.非凡、美丽,下面突然转写它生非其地,强调它的身世悲哀;先写春光多情,让人惬意,然后笔墨一转,叹惜其不由人意。这种转折变化中,造成一种情绪上的迭宕起落,收到了百转千回、凄咽恻断的艺术效果。

  秦观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