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梦令秦观译文

如梦令秦观译文

　　秦观《如梦令·春景》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

　　

　　如梦令·春景

　　朝代：宋代

　　作者：秦观

　　原文：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

　　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译文

　　黄莺用嘴衔过的花更加红润，燕子用尾点扫的水波泛起绿色的涟漪。天寒手冷，玉笙冰凉，但吹笙的人却亢奋地吹起《小梅花》曲子，声音宏亮悠扬， 响彻天空，听者都感到激越、雄浑，春意盎然。人们都说，照这样吹，这样吹吠下去，一定会让人和绿杨都会变得潇洒清秀。

　　注释

　　①玉笙：珍贵的管乐器。

　　②《小梅》：乐曲名。唐《大角曲》里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

　　鉴赏

　　这首词诸本题作“春景”。乃因伤春而作怀人之思。

　　首二句直笔写春。莺歌燕舞，花红水绿，旨在突出自然春光之美好。三、四句却转作悲苦语。化用李璟《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春光明媚，本应产生舒适欢畅之感受，而女主人公何以有这般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是为点题之笔。柳絮杨花，标志着春色渐老，春光即逝。同时也是作为别情相思的艺术载体。飞絮蒙蒙，是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念人之情。因为有那刻骨深情的相思，所以忧思约带、腰肢瘦损。“人与绿杨俱瘦。”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感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含意自在其中。直让人想象到一幅花落絮飞，佳人对花兴叹、怜花自怜的图画。

　　词人之心，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展示流转在节序交替中的伤春念远之情。词从愉快之景象叙起，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愈为悲苦。然而词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衬的`效果，甚而不惜极尽雕琢气力状物写景，终不免落于攻琢之痕。“溜”字本写花红之鲜艳欲滴，“皱”则欲状摹水波漾漪之态，亦不可谓不巧矣!然味之终觉神韵欠焉!究其原委，就在于它显得雕琢、吃力。正如其“天连芳草”句，如换“连”为“粘”，则失于穿凿矣!故《吹剑录》谓“莺嘴”二句：“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很多词评家们都恰切地指出了这一点：《草堂诗余》批曰：“琢句奇峭。”《弇州山人词评》评曰“险丽。”《古今词话词品》亦云：“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如此雕炼奇峭，有《粹编》本要以为此词乃黄庭坚所作，实在也是事出有因。

　　“诗缘情”，贵其感发之力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重其内在之情味意境。而由于诗、词体裁的限制，其用字造句，又特别讲究锤炼洗净。但是这种锤炼不是刻意地雕章琢句。其用心尽管良苦而出之必须自然，浑成无迹，顺手拈来，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秦观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程垓“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摊破江城子》)新鲜奇特，形象生动，各具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得其失，均当以审慎公允态度待之，不隐其得，不讳其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作者的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