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雪的历史人物评价分析

　　对《沁园春雪》的讲解历来有两个难点：一是如何理解诗人关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批判;二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风流人物”究竟指谁？围绕这两个问题，有过各种不同的分析。后来，作者自己作了注，说“略输文采”云云，都是“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并且解释说，“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风流人物”则明确指示：“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自然是具有权威性的解释。但是，我们如果不拘泥于作者事后的注释，是否还可以作别样的“新解”呢？想来是应该允许的吧。

　　近来读毛泽东早期著作，在1913年冬所记的《讲堂录》里看到了下面几段话，觉得颇耐寻味——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破仑）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x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据有关专家考证，上述议论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听杨昌济先生的修身课时所记，但有他自己的发挥（参看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个用心听讲的学生》）。这里，引人注目地将“圣贤”与“豪杰”作了概念上的区分：“豪杰”即是“办事之人”，而所谓“办事”则指“建立事功”（同上），即在具体的事业上建立了“大功大名”，成为一代杰出军事家或政治家，但“歉于品德”，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而缺乏精神的`影响力。“圣贤”则不同，毛泽东在以后的著作里，曾解释说：“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体育之研究》）“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1917年8月20日致黎锦熙书）这就是说，圣贤已超越了具体的事功，达到了对“大本大源”即人类、宇宙本源（真理）的根本体认，以思想、学术影响当代与后世，成为“传教之人”，即“改造人类灵魂，净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参看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圣贤精神》）。这两类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自然很不相同;而毛泽东则显然以将“豪杰”与“圣贤”集于一身为己志，既要称一世之雄，也要做“百代帝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与世界。

　　自然，这都是早年的豪言壮语。但年轻时代立下的大志看来是影响毛泽东的一生的。研究者早已指出，毛泽东建国后的许多大胆试验都根源于他早年的理想，并称之为“返祖现象”（参看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以早年对“豪杰”、“圣贤”的区分与不同评价，来看中年所写的《沁园春雪》，我们自不难发现，毛泽东在词里论及的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成吉思汗，都只是“豪杰”之士，他们虽有“大功大名”，都“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歉于品德、思想，因此，是“办事之人”，而非“传教之人”，仅“一代帝王”，而非“百代帝王”。如此，“今朝”的“风流人物”当是毛泽东的自况。但其所抒发的，并不是《沁园春雪》发表时，许多人所说的“帝王思想”，而不过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但在1945年向世人公开这样的志向，却是意义重大的。此时历史正处于“黑暗的中国”向“光明的中国”的大转折中，作为新中国的创建者的毛泽东在军事、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已是举世公认，《沁园春雪》的发表意味着从不满足于现状的毛泽东向全中国与全世界宣布他的下一个奋斗目标：他要超越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也要超越已成为历史的过去的自己，追求“圣贤”的人格理想，要做“传教之人”，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人类的灵魂、改造中国与世界。历史确实也从此进入“毛泽东的时代”。因此，毛泽东在《沁园春雪》里所作出的历史选择是决定性的，不仅影响了几亿人的命运，也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不过，这都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