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家写的过年的散文

　　名家写的过年的散文 篇1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可以说，它是至今世界上时间过得最长的佳节

　　，春节前好一段，就有各种迎春茶话会，拜早年。元宵前后，还有拜晚年，延续甚长。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喜庆的气氛极其浓厚，它集中体现了吉祥如意的祥和文化底蕴，积淀着浓浓的情意，是我国“和”文化的生动展现。过年家家户户贴春联，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声声鞭炮，是春节气氛热烈的传达、播送。

　　今年春节，在外地的孩子、孙子都来榕城过年，热闹一番。过了大年初五，也都回去。做父母亲的多想再留，但由于上班要紧，只好作罢。从中体会了一回我父母生前的心情：那时我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故乡和爸妈一道过年，也有回去在家享受围炉的欢乐，也都只逗留数日。离开前，母亲总是唠叨：不知道你车票都买好了，要不然要再留你两天。

　　如今，父母早已离开人世，和家人一道团聚、过年，体验了往昔长辈过年的心情。每当春节，总会情不自禁地回想小时在家过年的情景，尽管那时父母经济并不宽裕，他(她)们总是想方设法让儿女过好年，为之添制新衣，给压岁钱，做好菜饭。能否过好年，似乎是父辈有无本事的衡量。吃好、玩好、穿好，说的都是吉利的话，和谐气氛，只有在这节日营造得最为充分，它融合着乡情、亲情、家情的种种情愫。春节，可说是亲情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声浪中，春节也更富有新意。然而，也有人响往外国的“情人节”的。也有希望我国有自己的“情人节”，如把元宵或七夕可以做为自己的“情人节”。七夕乃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古典诗词中北宋名家秦观所写：“纤云巧弄，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

　　元宵的看灯、游灯，是春节中有情有意的活动。上元夜(即元宵)和将到外国定居的亲戚一家，在江边酒楼聚会。窗外，皓月当空，又有烟花在空中开放。俗语说：“云蔽中秋月，雨打元宵灯”，今年元宵月，却如此明亮。想到明年若再上江楼，亲人已远在异国他乡，真是：“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忽在欢乐之中心里有点黯然。浮想联翩：近来重读《红楼梦》，感到作者高明之处，便在往往最能体现荣华富贵的场合，或在玩赏良辰美景之际，写出人物所透露出的伤感之情。如贾妃归省庆元宵，当时大观园已建成，园内香烟缭绕，花彩缤纷，说不尽太平气象，富贵风流。但当贾妃元春与贾母等亲人会见时，只管呜咽对泣，其他人也“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走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作者多次写了人物“哭泣”、“泪如雨下”的伤感，这正是最荣华显赫之时。又如“制灯谜贾政悲讦语”这回，所写的是宝钗做生日，又演戏，又猜灯谜，就在欢庆之中，贾政见到所作灯谜，如贾妃的“爆竹”、他人的“风筝”、“海灯”之类，有不祥之兆，心中“愈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写出人物的伤怀。诸如此类，不愧是《红楼梦》作者的杰作。这并不是说“乐”中必定要“悲”，却是说写出人的“真情”是最动人的。

　　回味春节，品赏着“情”的元素。电视有句虽是广告语言：“做人要出于情”，倒也道出做人要有“情”的重要。又道是：老年人更多情。这可说是老年人的心态真实写照。正如大文学家冰心老奶奶，越老越有“爱心”，她的名言：“有爱心就有一切”。老年人和家人过春节，情难忘，难忘情：亲情、乡情、怀旧之情、骨肉之情交织心杼。回味春节，犹如吃莆田的橄榄，吃后有余甘，也似喝观音茗茶，喝后有余香，回味无穷。

　　名家写的过年的散文 篇2

　　曾经欢天喜地地在上海的弄堂里迎来春节，衣兜里紧紧捂着大人们难得给的压岁钱，思忖着过完年，拿着这点钱到书店里去挑选一本什么样的好书，心里满怀着憧憬，于是心里更高兴了，点燃起一枚又一枚小小的鞭炮，让那声声脆响在天空中炸开。不过，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还是伴随着新年的到来，家里多出的那些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票证。买油得油票，买肉要肉票，买衣裳要布票，买豆腐还得凭豆腐票，临近过年那一期，不是增加票证，就是宣布同一张票子可以买加倍的食品，特别是糖票，肯定是要增量的。要过年，还得每家每户增发年货票，把瓜子、花生、金针、木耳等过年时家家户户少不了的零食、作料配个齐全，让大家过个好年。

　　也曾经在插队落户的山寨上盼来过春节。进入腊月，农活是闲下来了，于是就去看山里的老乡怎么准备过年。看富裕一点的家庭请来杀猪匠宰年猪，但在大年三十那一天，总还要去街上买回几斤肉，尝一点肉味。时不时地，空旷的山野也会响起一声两声爆竹，伴随着农家唢呐，带来一点春节的喜气。

　　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还是在省城里过的春节。

　　自从1969年，我举家从偏僻的猫跳河谷水电站，搬进了省城贵阳，住在风景秀丽的`黔灵山麓的石板坡楼房里，虽然还有着种种生活上的不如意之处，诸如楼层高自来水龙头往往要等到下半夜才来水，诸如妻子的工作差不多天天要出差，但是，日子是平静下来了，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守着妻儿，守着黔灵山水秀丽的风景，根据以往的生活积累，好好地写一些东西。自《蹉跎岁月》之后，长篇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家教》一本一本写出来了，反映乡间生活的《基石》、《拔河》、《新酒》、《私生子》写出来了。正因为涉及到农村题材，我经常往贵州的乡下跑，跑了黔南的十多个县，跑了黔北大地，跑了我插队落户期间熟悉的修文、息烽、开阳，我晓得当年时常愁吃愁穿的偏僻乡间，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日子也好起来了。他们能吃上白米饭了，能穿上一件两件新衣裳了。他们在自家的堂屋里，挂起邓小平的像，由衷地祝愿邓伯伯健康、长寿。可能正是乡村的第一波改革起了效果，省城里的生活也大大地改观了。在凭票证的年代，贵阳人时常抱怨，家里去年国庆节的肉票，到今年的五一节还没买上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肉票已经废除，菜场里挂满了肉，其他的副食品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人们已在从吃饱向着吃得好转变。

　　那一年的除夕，我恰好结束一部中篇小说，推开窗户，走到阳台上，山城的万家灯火扑入我的眼帘，灿若星汉的夜景如同一幅画卷展现在我的眼前。仿佛约好了一般，先是省城的这儿、那儿，此起彼伏地响起声声爆竹，遂而在省城的所有地方，爆竹全响起来了，一阵阵骤响中，有礼花蹿上夜空，有焰火在远近闪烁，还夹杂着娃娃们的欢叫声：

　　“过年啦，过年啦!”

　　真正是过年的喜悦，真正是过年的欢乐。

　　爆竹声中，家家户户团团而坐。爆竹声中，伴随着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爆竹声中，人们送走过去的一年，迎来充满祈愿和祝福的新年。

　　省城里的那一个新年，1983年的春节，几乎没有停过爆竹的骤响，以至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贵阳的爆竹销量最大，大南门外的那条街上，光除夕一个晚上，就把整整一条街面，铺满了红色的烟花爆竹的纸屑，清洁工人只得加班加点，清扫街面，哪晓得这条消息一播，到了元宵节，大南门的爆竹声竟整整响了一夜，成为又一条新闻。

　　置身于嚣杂热闹不绝于耳的爆竹声中，想在整块时间的休息天里写一点东西，是不成了。不过我心上是完全理解的，理解人们过年的心理，理解人们对终于过上好日子的欢喜，理解“爆竹声中除旧岁”，让来年更为美好的祈盼。

　　这就是二十多年前，在省城里过年的情形了

　　名家写的过年的散文 篇3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宪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搀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作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

　　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合。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玲，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腊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年。

　　老舍（1899-1966），中国现代小说家，著有《骆驼祥子》《茶馆》等，1966年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名家写的过年的散文 篇4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年之中所有节日里，新年是最大的。新年是辞旧岁迎新年的日子，在那些传统的仪式和规矩中充满了敬畏与守望的意味。过年，是国人共同分享的记忆，从传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作家对于新年有着怎样的体验和观察。在梁实秋、鲁迅、张爱玲、老舍、丰子恺、沈从文等文学名家的妙笔之下，过年的场景更具有了独特的意蕴：

　　梁实秋先生生于1903年，亲历了晚清和民国之交北京的社会生活，梁实秋先生在《过年》一文中对中国传统“老式”过年习俗进行了回忆。很多人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过年的热情才渐渐消减，而梁先生则说自己是小时候不喜欢过年。所以，他在文中对当时年俗的描写也是以一种幽默调侃的口吻展开的，比如“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

　　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这些风趣的“吐槽”令人读来不禁莞尔。

　　鲁迅先生对于旧历年的态度似乎非常平淡。1934年，鲁迅先生在一篇题为《过年》的文章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可见，鲁迅先生对于旧历年一向是很冷淡的，如1934年一般的过年的兴致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也是极少的。

　　1946年初，张爱玲由上海往温州寻找胡兰成，途中她写下了三万多字的札记——《异乡记》，其中谈到了她所见到的农村过年杀猪等细节，拟人化地写出了当时被杀的猪的心理：“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并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作为老北京人的代表，老舍先生对于老北京的年俗是如数家珍。1951年，老舍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北京的春节》，来描写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吃食、礼仪、景观等：“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

　　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

　　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向以意境隽永而闻名，丰子恺先生在散文《过年》中对新年的回忆也充满了朴实的生活气息，还从中找到了自己与美术的缘分：“记得那时我所欣赏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盖。

　　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平时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许打开来看，这时候才展览了。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禄寿喜’‘一品当朝’‘连升三级’等字，都剪出来，巧妙地嵌在里头。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就喜爱这些东西，这说明我与美术有缘。”

　　沈从文的创作常常以湘西为背景，以至于沈从文已成为湘西的一个文化符号。对于湘西的年俗，沈从文先生也在《忆湘西过年》中进行了回忆：“我生长的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我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

　　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

　　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照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