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散文精选

　　1、《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据说北京的秋天最像秋天，但秋天的北京对于我却只是一大堆凌乱的印象。因为我很少出门，出门也多半是在居家周围的邮局、集市活动，或寄书，或买菜，目的明确，直奔目标而去，完成了或得手了就匆匆还家，沿途躲避着凶猛的车辆和各样的行人，几乎从来没有仰起头来，像满怀哲思的屈原或悠闲自在的陶潜一样望一望头上的天。

　　据说秋季的北京的天是最蓝的，蓝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几朵白云，白云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鸽在天上盘旋，鸽哨声声，欢快中蕴涵着几丝悲凉，天也就更像传说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但我在北京生活这些年里，几乎没有感受到上个世纪里那些文人笔下的北京的秋天里美好的天。那样的秋天是依附着低矮的房舍和开阔的眼界而存在的，那样的秋天是与蚂蚁般的车辆和高入云霄的摩天大厦为敌的，那样的天亲近寂寞和悠闲，那样的天被畸形的繁华和病态的喧嚣扼杀了。没有了那样的天，北京的秋天就仅仅是一个表现在日历牌上的季节，使生活在用空调制造出来的暧昧温度里、很少出门的人忘记了它。

　　从日历牌上我知道立秋的节气已过，但秋后还有一伏，气温依然是灼热逼人，家家的空调机还在轰鸣着，如果是中午上街，街上的水泥路面上，依然泛着耀眼的白光，多半是红色的车辆，咬着尾巴，缓慢地移动，像一团团移动的火炭，连缀成一条灼热的、扭曲的火龙，人在路边走，身上汗湿黏腻，不是愉快的事。在无事的情况下，我不会在这个时刻出门。我在这个时刻，多半是在床上午睡。我可以整夜的不睡觉，但中午不可以不睡觉。如果中午不睡觉，下午我就要头痛。在中午的梦里，我也许会梦到清华园里被朱自清描写过的荷塘。虽说荷花的盛季是夏天，但初秋的北京，从电视的画面上和报刊的文字里，我知道荷花照样开放得狂。等荷塘里满是高挑的莲蓬与苍黄的荷叶构成风景时，大概已是中秋佳节了。

　　我的午休时间很长，十二点上床，起床最早也要三点，有时甚至到了四点。等我迷迷瞪瞪地起来，用凉水洗了脸，下午的阳光已经把窗上的玻璃照耀得一片金黄了。起床之后，我首先是要泡上一杯浓茶，然后坐在书桌前。如果老婆不在眼前，就赶紧地点上一支烟，喝着浓茶抽着香烟，那感觉十分美妙，不可以对外人言也。

　　喝着茶抽着烟我开始翻书，乱翻书，因为我下午不写作。我从来也没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拿起一本书，有时候竟然从后边往前看，感到有趣，再从头往后看。从过了四十岁后，我再也没有耐心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了，无论是多么精彩的书。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知道，但要改正也难了。看一会儿书，我就站起来，心中感到有些烦，也可以叫无聊，就在屋里转圈，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懦弱的野兽。有时就打开了那台使用了十几年的日立牌电视机，21英寸的，当时是最好的，是用了我第一次出国的指标在出国人员免税店买的。日本货的质量，虽然近年来也频频出问题，但我家这台电视机的质量实在是好得有点惹人烦。十几年了，天天用，画面依然清晰，声音依然立体，使你没有理由把它扔了。电视里如果有戏曲节目，我就会兴奋得浑身哆嗦。和着戏曲音乐的节拍浑身哆嗦，是我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我一手捻着一个羽毛球拍子使它们快速地旋转着身体也在屋子里旋转，和着音乐的节奏，心无杂念，忘乎所以，美妙的感受不可以对外人言也。

　　使我停止旋转的从来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电视机里的戏曲终了；戏曲终了，我心抑郁。解决郁闷的方法是拉开冰箱找食物吃。冰箱是东芝牌的，也是日本货，与电视机一样是用德国马克在出国人员免税店买的。前不久坏过一次，后来被我老婆敲了一棍子又好了。一般情况下我总能从冰箱里找到吃的，实在找不到了，我老婆就会动员我去离家不远的菜市场采买。我知道她其实是想把我撵出去活动活动。

　　在北京的秋天的下午，我偶尔去菜市场采买。以前，北京的四季，不但可以从天空的颜色和植物的生态上分辨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市场上的蔬菜和水果上分辨出来。中秋节前后，应时的水果是梨子、苹果、葡萄，也是各种甜瓜的季节，但现在的北京，由于交通的便捷和流通渠道的畅通，天南海北的水果一夜之间就可以跨洋越海地出现在市上。尤其是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季节对水果的生长失去了制约。比如从前，中秋节时西瓜已经很稀罕，而围着火炉吃西瓜更是一个梦想，但现在，即便是大雪飘飘的天气里，菜市场上，照样有西瓜卖。大冬天卖海南岛生产的西瓜不算稀奇，大冬天卖京郊农村塑料大棚里生产的西瓜也不算稀奇了。市上的水果蔬菜实在是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东西多了，就没有好东西了。

　　如果是去菜市场回来，我就在门口的收发室把晚报拿回家。从订阅《北京晚报》开始，我有了一点北京人的感觉。《北京晚报》是一份发行数百万份的报纸，版面一扩再扩，广告也日渐增多。报纸的头版多半没有什么好看的，就像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前十分钟一样。其他的版面上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我看过马上就忘了。看完晚报，差不多就该吃晚饭了。吃完了晚饭的事情，不属于本文的范围，我只写从中午到晚饭前这段时间里我所干的事情。

　　有时候下午也有记者来家采访我，有时候下午我在家里要见一些人，有朋友，也有不熟悉的探访者。媒体采访是一件很烦人的事，但也不能不接受，于是就说一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朋友来家，自然比接受采访愉快，我们喝着茶，抽着烟，说一些杂七拉八的话，有时候难免要议论同行，从前我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现在年纪大了，多了些狡猾和世故，一般情况下不臧否人物，能说好话就尽量地说好话，不愿说好话就保持沉默，或者今天天气哈哈哈……

　　按说北京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秋天有三个月。中秋应该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其实，中秋无论在哪里，都是最美好的季节。我小时候在山东老家，对中秋节就很感兴趣，因为中秋节除了天上有一轮圆月，地上还有月饼。苏东坡的千古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在我的故乡做知州时写的，可见那时的月亮是何等的明亮。那时还没有吃月饼的习俗，如果有，苏东坡不会不写的。月饼之所以有馅，是因为当时在月饼里夹上了造反的信号，要造蒙古人的反。我少时听一个去内蒙古贩卖过牲口的人说，八月十五夜里，蒙古人要到草里去藏一夜。我总是感到那中秋节是北京人发明的一个节日，因为北京曾是元朝的大都。元大都的城墙遗迹，就在我曾经住过的小西天附近，那上边有很多树，如果在秋天的下午，站在元大都城墙上的树林子里，也许会更多地感受到一些北京秋天的美丽吧。也许我应该去一次，为了这篇文章。

　　现在，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月，月饼大战就拉开了序幕。月饼花样繁多得令人无所适从，看起来都很精美，但味道一般。我知道我也像鲁迅先生笔下那个九斤老太一样，不能对现在的食物给予公正的评价。其实，现在的月饼使用的材料绝对比过去的材料高级，味道也应该好于以往，感到不好吃，不是月饼的问题。其实，最精美还不是月饼，而是包装月饼的盒子，那真是金碧辉煌，好似一座宫殿。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如此精美的.盒子包装吃的东西。我每年都要为如何处理空月饼盒子发愁。人类真是自找麻烦的动物，科学越发展，人类面临的麻烦就越多。

　　北京的秋天最为著名的地方就是香山，而香山的名气多半是因为那每到深秋就红遍了山坡的树叶。长红叶的树木多半是枫树。我猜想，当年曹雪芹曾经爬上过香山观赏过红叶，纳兰性德也上去过，许多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也上去过。周作人在那附近的庙里住过很长时间，写出的文章里秋气弥漫，还有一股子树叶的苦涩味道。我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始终没去过香山。但似乎对那个地方并不陌生，那漫山遍野的红叶在我的脑海里存在着。如果真去了，肯定失望。我知道看红叶的人比红叶还要多，美景必须静观，热闹处无美景。

　　现在是北京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打破下午不写作的习惯，坐在书桌前，回忆着古人关于秋天的诗句来结束这篇文章：“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秋风忽洒西园泪，满目山阳笛里人”，“枫叶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古人有“悲秋”之说，大概是因为秋天的景象里昭示着繁华将逝，秋天的气候又暗示着寒冷将至，所以诗中的秋天总是有那么几分无可奈何的凄凉感，但也有唱反调的。李白就说：“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杜甫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黄巢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放百花杀”；毛泽东说：“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但即便是反调文章，也没有把悲变为喜，只不过是把悲凉化为悲壮而已。

　　2、《第一次去青岛》

　　第一次去青岛之前，实际上我已经对青岛很熟悉。距今三十年前，正是人民公社的鼎盛时期。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队，集中在一起劳动，虽然穷，但的确很欢乐。其中一个女的，名字叫做方兰花的，其夫在青岛当兵，开小吉普的，据说是海军的陆战队，穿灰色的军装，很是神气。青岛离我们家不远，这个当兵的经常开着小吉普回来，把方兰花拉去住。方兰花回来，与我们一起干活时，就把她在青岛见到的好光景、吃到的好东西说给我们听。什么栈桥啦，鲁迅公园啦，海水浴场啦，动物园啦，水族馆啦……什么油焖大虾啦，红烧里脊啦，雪白的馒头随便吃啦……通过她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描述，尽管我没去过青岛，但已经对青岛的风景和饮食很熟悉了，闭上眼睛，那些风景仿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方兰花除了说青岛的风景和饮食，还说青岛人的“流氓”。她说——起初是压低了嗓门，轻悄悄地：“那些青岛人，真是流氓成性……”然后就突然地抬高了嗓门，仿佛要让全世界都听到似的喊，“他们大白天就在前海崖上吧唧吧唧地亲啊……”这样的事情比风景和饮食更能引起我们这些小青年的兴趣，所以在方兰花的腚后总是追随着一帮子小青年，哼哼唧唧地央告着：“嫂子，嫂子，再说说那些事吧……再说说嘛……”她低头看看我们，说：“瞧瞧，都像磅一样了，还敢说给你们听？”

　　生产队里有一个早些年去青岛贩卖过虾酱和鹦鹉的人，姓张名生，左眼里有颗宝石花，歪脖子，有点历史问题，整日闷着不吭气。看方兰花昂扬，气不忿儿，终于憋不住，说：“方兰花，你天天吹青岛，但你是坐着你男人的小吉普去的，你坐过火车去青岛吗？你知道从高密坐火车去青岛要经过哪些车站吗？”方兰花直着眼答不上来。于是张生就得意地歪着脑袋，如数家珍地把从高密到青岛的站名一一地报了出来。他坐的肯定是慢车，因为站名达几十个之多。我现在只记得出了高密是姚哥庄，过了姚哥庄是芝兰庄，过了芝兰庄是胶西，过了胶西是胶县，过了胶县是兰村，然后是城阳、四方什么的，最后一站是老站。但在当时，我也像那张生一样，可以把从青岛到高密沿途经过的车站，一个磕巴都不打地背下来，而且也像张生那样，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在我真正去青岛之前，我已经在想象中多少次坐着火车，按照张生报告的站名，一站一站地到了青岛，然后按照方兰花描画出来的观光路线，把青岛的好山好水逛了无数遍，而且也梦想着吃了无数的山珍海味。梦想着坐火车、逛风景是美好的，但梦想着吃好东西是不美好的，是很难过的。嘴里全是口水，肚子咕噜噜地叫唤。梦想着看看那些风流人物在海边上恋爱也是不美好的。

　　等到1973年春节过后，我背着二十斤绿豆，二十斤花生米，二十斤年糕，送我大哥和他的儿子去青岛坐船返回上海时，感觉到不是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仿佛是踏上了回故乡之路。但一到青岛我就彻底地迷失了方向。从我舅舅家那两间坐落在广州路口、紧靠着一家木材厂的低矮破旧的小板房里钻出来上了一次厕所，竟然就找不到了回去的道路。我在那一堆堆的板材和一垛垛的原木之间转来转去，从中午一直转到黄昏，几次绝望地想哭，汗水把棉袄都溻透了。终于，我在木头垛后听到了大哥说话的声音，一转弯，发现舅舅的家门就在眼前。

　　等我回到了家乡，在劳动的间隙里，乡亲们问起我对青岛的印象时，我感慨万端地说：“青岛的木头真多啊，青岛人大都住在木头堆里。”

　　3、《卖白菜》

　　1967年冬天，我十二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

　　“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在一年的三个季节里，我和母亲把这一百零四棵白菜从娇嫩的芽苗，侍弄成饱满的大白菜，我们撒种、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浇水、收获、晾晒……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了我们的手印……但母亲却把它们一棵棵地卖掉了……我不由得大哭起来，一边哭着，还一边表示着对母亲的不满。母亲猛地把我从她胸前推开，声音昂扬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恼怒的光芒，说：“我还没死呢，哭什么？”然后她掀起衣襟，擦擦自己的眼睛，大声地说：“还不快去！”

　　看到母亲动了怒，我心中的委屈顿时消失，急忙跑到院子里，将那个结满了霜花的蜡条篓子拿进来，赌气地扔在母亲面前。母亲高了嗓门，声音凛冽地说：“你这是扔谁？”

　　我感到一阵更大的委屈涌上心头，但我咬紧了嘴唇，没让哭声冲出喉咙。

　　透过矇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小时被牛犊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脚，所以它一直长得不旺，当别的白菜长到脸盆大时，它才有碗口大。发现了它的小和可怜，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母亲知道了真相后，赶紧地将它周围的土换了，才使它死里逃生。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母亲让我帮她把白菜送去。我心中不快，嘟哝着，说：“我还要去上学呢。”母亲抬头看看太阳，说：“晚不了。”我还想啰嗦，看到母亲脸色不好，便闭了嘴，不情愿地背起那只盛了三棵白菜、上边盖了一张破羊皮的篓子，沿着河堤南边那条小路，向着集市，踽踽而行。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篓子落地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骂道：“穷种啊！”然后她就颠着小脚，扎煞着两只胳膊，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沟底，将那棵白菜抱了上来。我看到那棵白菜的根折断了，但还没有断利索，有几绺筋皮联络着。我知道闯了大祸，站在篓边，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将那棵白菜放进篓子，原本是十分生气的样子，但也许是看到我哭得真诚，也许是看到了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经溃烂的冻疮，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有打我也没有再骂我，只是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但母亲的身体是永远也不能再站直了，过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早早地就压弯了她的腰。我跟随在母亲身后，听着她的喘息声，一步步向前挪。在临近集市时，我想帮母亲背一会儿，但母亲说：“算了吧，就要到了。”

　　终于挨到了集上。我们穿越了草鞋市。草鞋市两边站着几十个卖草鞋的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堆草鞋。他们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穿越了年货市，两边地上摆着写好的对联，还有五颜六色的过门钱。在年货市的边角上有两个卖鞭炮的，各自在吹嘘着自己的货，在看热闹的人们的撺掇下，戆起来，你一串我一串地赛着放，乒乒乓乓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硝烟气味，这气味让我们感到，年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们穿越了粮食市，到达了菜市。市上只有十几个卖菜的，有几个卖青萝卜的，有几个卖红萝卜的，还有一个卖菠菜的，一个卖芹菜的，因为经常跟着母亲来卖白菜，这些人多半都认识。母亲将篓子放在那个卖青萝卜的高个子老头菜篓子旁边，直起腰与老头打招呼。听母亲说老头子是我的姥姥家那村里的人，同族同姓，母亲让我称呼他为七姥爷。七姥爷脸色赤红，头上戴一顶破旧的单帽，耳朵上挂着两个兔皮缝成的护耳，支棱着两圈白毛，看上去很是有趣。他将两只手交叉着插在袖筒里，看样子有点高傲。母亲让我走，去上学，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风迎着她吹，使她的身体摇摆，仿佛那风略微大一些就会把她刮起来，让她像一片枯叶，飘到天上去。她也是像母亲一样的小脚，甚至比母亲的脚还要小。她用肥大的棉袄袖子捂着嘴巴，为了遮挡寒冷的风。她走到我们的篓子前，看起来是想站住，但风使她动摇不定。她将袄袖子从嘴巴上移开，显出了那张瘪瘪的嘴巴。我认识这个老太太，知道她是个孤寡老人，经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