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声音的散文

秦风学老师2023-08-13 02:58:23

　　大声说话才能胜出【1】

　　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跟着一位见多识广的资深记者，老师洞悉世事，经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人的地位越高，讲话声音就会越低。

　　其实，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讲话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关系：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好像19世纪欧洲淑媛们，宁可屏住呼吸也得套进提胸束腰的鲸鱼骨裙衬里，以免被人当作马夫的女儿或鞋匠的老婆。

　　这只是中国人关于声音的众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奥妙无穷的哲学之一。

　　不过这些哲学很难跟老外解释清楚，就像后来，我坐在纽约的咖啡馆里，与一个美国朋友闲聊时所做的徒劳努力。

　　这位朋友编辑着一个很草根的网上周刊，杂志的名字叫《不容错过的声音》。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嘈杂世界里，说者有太多的见解，听者也有太多的选择。势单力孤的草根阶层，必须借助像朋友的杂志这样的高音喇叭，当每个人都恨不得扯住别人的耳朵，告诉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时，声音的传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有理也得声高。

　　所以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还是谦和含蓄的君子之风，不是被当作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声中自生自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

　　结果就有华裔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一言不发，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开口前要先想好了再说。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每次与客户开会时，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心里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上司，结果却以沉默寡言、不善与客户沟通为由被辞退。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说，她小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讲话和插嘴，只有学会了这个才有可能“融入主流”。占纽约人口12%的亚裔社区，只分得政府拨出的社会服务经费的1%，也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搞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这多半会被看做“自以为是”，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面前自我膨胀，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是还没开口，就被自己心里发出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便忙不迭闭了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

　　只有大声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吓到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想提高音量，最关键的也许并不是练嗓门儿，而是练信心。

　　爱发出的声音很轻【2】

　　第一天上班，就有人指着一个背影小声地叮嘱她，离那个人远点，打架斗殴打老婆，他可什么坏事都干过。

　　于是，她心里早早地就筑起了一道堤，几乎要把那个人纳入的行列。偏巧的是，她的家就在他单位附近，而他的`家也在她单位附近。就这样，上班、下班，总要遇着。

　　遇着了，他朝她粲然一笑，算是招呼。她总不能当人家是空气吧，就勉强牵一牵唇角，便低着头急急走开。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到了夏天，一个傍晚，雨说来就来，眼看着天就要黑了，她在单位门口左等右等，连一辆出租车的影子也望不着，她着急地顶着包冲进了雨里。

　　边跑边想，这偏远的郊外，怕是天黑也难遇到一辆车了。她加快了脚步。这时，一辆车迎面驶了过来，“嗖”的一下驶过，片刻又倒了回来，车窗落下，是他。

　　上车吧，我送你。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车子缓慢地跟着她。我有东西落在单位了，得回去取，顺路而已。

　　10分钟后，他把她搁在了她家的巷口。她第一次跟他说谢谢，他平静地笑了笑，摇摇头然后调头离开，前面就是他的单位了。

　　她往巷口里面走，边走边忍不住回头，就要走进巷口的一刹那，突然，她看到了使她吃惊的一幕，他的车根本没有驶入单位的大门，而是径直开了回去。

　　她一下子愣住了，雨依然在下，落在她的肩上、发上，很轻很轻。仿佛，她又明白了些什么。

　　二

　　这天，朋友喝多了酒，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村子里有姐弟两个，姐姐的成绩比弟弟好，可父亲发话了，家里连一个大学生也供不起。高考那天，姐姐悄悄背起行囊，去了远方。

　　两个月后，姐姐给家里汇来了第一笔钱，汇款单上还有一行小字：“我供弟弟上大学。”

　　4年里，弟弟收到的汇款单从来没有迟到过；4年中，姐姐也没有回过一趟家。

　　弟弟无忧无虑地毕业了。弟弟决定循着汇款单上的地址去看姐姐。

　　工厂的大门口，姐姐飞奔着迎了出来，脸上满是惊喜。

　　姐姐瘦了，白了，更好看了。可是，这大晴天，姐姐脚上怎么穿了一双雨靴呢？姐姐不是在厂里当会计吗？

　　大排档上，姐姐使劲儿地往弟弟碗里夹菜，另一只手也总往桌子底下藏，可他还是看到了那只手上，结满了一块又一块的痂。

　　说到这儿，朋友已经泣不成声——姐是挖了4年的桃核供我上的大学；姐不回家，是连几百元的路费也舍不得花；姐老说，早生了5分钟我也是姐呀。

　　他说，姐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轻。

　　三

　　这是一则有些久远的故事。

　　那年，女人嫁给了男人，男人是当兵的，婚假一完就匆匆赶回了部队。一个月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婆婆。哪知婆婆脸一沉，竟说，分家吧。

　　男人不在家，女人挺着个大肚子下地干活，洗衣做饭，啥活都得干。一转眼，入了腊月，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月子还没满，女人就下了床，凿开河里的冰凌，给孩子洗尿布。风湿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

　　孩子5岁时，女人随了军。男人看着女人瘦得皮包骨头，心疼地说，给你寄的钱和奶粉，咋不舍得吃啊？

　　没收到呀？女人也有些迷茫。

　　男人明白了，寄回的东西，收信人写的是娘。钱和奶粉都让娘扣下了。

　　十几年后，他们举家又迁了回来，因为婆婆害了眼疾，需要手术，身边得有人照顾。病房里，女人给婆婆喂饭洗澡、端屎端尿。邻床的病友羡慕地说，瞧你家闺女多孝顺啊，婆婆听了，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起来。

　　出了院，女人把婆婆接回了家，照顾得无微不至。女人跟男人说，娘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往后就让她住咱家吧。男人点了点头，片刻，又忍不住问：“从前，娘那样对你，你不恨吗？”

　　女人笑了，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老记着那些做啥？好日子还不都在后头！”

　　男人也笑了，他懂了女人的心。女人的心里长了一棵树，一棵善良的大树，枝叶葳蕤，葱茏茂盛，只逐着阳光与爱生长。你不曾发现，那是因为它一直长着，长着，发出的声音却很轻很轻。

　　听，声音里的老北京【3】

　　北京的冬天，干冷肃清。20岁出头的摇滚青年秦思源在胡同租了间小破平房，作为北漂落脚点。小屋租金便宜，但没暖气。他买了个电炉子成天开着，冻得不行时，就捂着被子窝在床上。

　　“你就听那鸽哨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笃笃笃笃……笃笃笃笃……’从你头顶上空落进你耳朵里，声音又美又凄凉。”这是秦思源对1990年代初北京最深的印象。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20多年后，他会为了一间“北京声音博物馆”，满北京寻找、录制鸽哨声。

　　如果说北京的历史是由很多碎片拼成的一幅画，秦思源在做的“北京声音博物馆”就是要去打捞、复原已经式微或遗失的老北京声音，把这块写满声音的记忆碎片重新放回拼图中去，让人“听见”更整体的北京城风貌。

　　其中有些声音，即使你已在北京生活多年，也可能从未听到过，甚至看名字都无从判断这是什么，比如：虎撑、唤头、唤娇娘、对君坐……

　　“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

　　“50年代前”、“春”、“日”、“晴”，走入北京声音博物馆，在电脑触摸屏的左侧点选好年代、季节、时间段、天气，再按“播放”键，耳边响起了卖糖葫芦的声音：“来——冰糖葫芦哟——冰糖嗒！刚蘸得！”还有一阵轻微得若有若无的和煦风声。

　　如果把“春”换成“秋”，你会听到卖秋海棠和柿子的吆喝声：“哎——没有虫的海棠哎，多给嘞”、“赛糖的柿子像喝了蜜呢”。

　　再换成“夏”，是一串响亮的叫卖金鱼声：“大——小——嗨小金鱼儿嘞——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秦思源解释说，“蛤蟆骨朵儿”是老北京方言，说的其实是蝌蚪。

　　北京声音博物馆位于史家胡同博物馆内，是间小小的馆中馆——超过三人便觉拥挤的房间里居中放着一台电脑，墙壁上挂着六台立体声环绕音响，就是这个馆的全部硬件了。

　　电脑屏幕上的“年代”这栏，有“50年代前”、“50年代到80年代”、“80年代后”三个选项。但实际上，目前秦思源和他的团队收集、还原的一百多种声音全都来自1950年代前，1950年代后的北京声音，他们还没来得及录制。

　　虽然音频数量不多，但当你站在馆内，把这100多种声音一一听完，会有一瞬间恍惚，以为自己站在遥远的民国甚至是清末年间的北平街头，听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吆喝赚钱，看胡同人家买菜染衣、补锅修碗、养鸽饲鱼、平淡度日。

　　听着声音，过日子

　　“老北京人会听着声音，过日子。”秦思源说。

　　清晨，当水在水车里摇晃的“咕咚咕咚”声响起，居民就知道一准是卖水的来了，纷纷拿桶出去接。

　　当“西红柿哎、蒜来哎、韭菜、西葫芦嘞、洋白菜耶、夏冬瓜、胡萝卜、扁萝卜哈，嫩了芽的香椿、腌雪里红哎、腌疙瘩头哎”的唱腔飘来，不用说，那是卖菜的经过，在用好嗓子招徕顾客。会把货品唱出来的还有春日早起卖花的后生，“玉兰花来，茉莉花——”一喊出去，半条胡同都能听见。

　　“酸梅汤，桂花味，喝到嘴里面冒凉气，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弄碗尝，大碗的酸梅汤来，俩子儿一碗。”夏天中午，卖酸梅汤的叫卖勾得人唇齿生津。他们一手拿着“冰盏儿”，边吆喝边掂碗打节奏。所谓“冰盏儿”，是用生黄铜制成外面磨光的碟形碗两只，夏季时除了卖酸梅汤的，其他卖冰镇果子干、红果糊子膏、雪花酪的都用这个小响器来吸引顾客。敲打时，两个碗摞在一起，夹在手指中，相互敲击，“嘀嘀、嗒嗒”声像露水一样清凉。到了下午，叫卖声更多，“修鞋补鞋——修理皮鞋——”，“修理雨伞——旱伞——”尾音都拖得格外绵长。深夜，会听见“硬面——饽饽！”的厚实声音，反反复复就这一句。硬面饽饽是一种形如烧饼，里边有馅的点心。那时候北京人晚上好搓麻，打到12点，一看这么晚了，得，买点饽饽吃完再打。

　　“好多声音已经没喽”

　　北京声音博物馆里的很多声音是秦思源找阿龙录的。

　　阿龙今年51岁，北京土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家祖上是满族镶黄旗，在北京城已经三百年喽”。他爷爷、父亲都曾在皇城脚下卖过糖葫芦、豆汁、冰棍、海棠……他喜欢收藏北京响器，也跟着家里老人系统学过老北京各行各业的叫卖声。

　　只想听听你的声音【4】

　　与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其间，有一位出去打电话，几分钟后才回来，有人打趣道：“忘了向媳妇请假了吧？”他说：“哪里啊，给我妈打的！周六是我和老家父母的通话时间。”

　　朋友曾在一家公司的技术部门工作，当时还未结婚。那年。公司与南非一家工厂签订了合作协议，要选派一名技术员去南非，负责技术指导，为期两年。技术部的同事们都以家有老小离不开推辞，他却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对印象中的非洲大陆，他从读书时就一直神往着。

　　回乡下老家，在饭桌上，他讲了去南非的事。父母夹着菜的筷子在空中停住了，许久才放下。母亲低了头，再抬起来时，眼里已有了泪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同我们商量商量？”父亲放下筷子，点着了旱烟，大口大口地吸，沉默了很长时间后，问：“你决定了？”他不容置疑，说：“决定了。”对父母这种态度，他是始料未及的，趁着年轻，出去长长见识，多好的事情啊，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临走那晚，他大半宿才睡着，不因别的，只是即将奔赴新世界的一种激动。父母房间的灯也一直亮着。一直亮到他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感觉母亲进来给他掖被子，在他床沿上坐了好久。

　　终于踏上了非洲大陆。在陌生的国度里，一开始，他也想家，想父母，但新鲜事物接踵而来，渐渐销蚀了他的思乡之情。除了刚到时写了封家信报平安外，一直没再动笔。直到有一天，妹妹写信来，他才想起很久没写信回家了。在信中，妹妹说：“爸妈买了个地球仪，没事时，就盯着地球仪上的南非看，好像你就在那上面站着似的。还有，从你房间里，父母找到了你练习普通话用的录音机，经常听磁带里你的声音呢！”

　　看到这里，他心中很是酸涩，从决定出国到现在，自己一直很自私地忽略了父母的感受。于是，他写信告诉妹妹，快到元旦了，告诉父母，那天早上我会把电话打到村委会大院里，让爸妈去接。家乡偏僻，村里只有村委会这一部电话。

　　元旦那天，他终于打了越洋长途，与父母通了电话。事后，妹妹写信来，说：“元旦那天，父母天不亮就起来了，去了村委会大院，一直等着你的电话。接到你的电话后，老两口高兴得不得了，父亲天天哼小曲。母亲呢，逢人就炫耀，我儿子从国外打回电话来了。”看到这里，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他真正懂得父母的心，却是在回国后，结了婚，有了儿子后。他出差时，经常会打电话回家，让妻子把话筒放在儿子身边，听他咿咿呀呀地学说话——在他听来，那无疑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儿子有时感冒了，他就一路上牵挂着，焦虑着。儿子让他渐渐明白，父母的一颗心，其实是为孩子而生的。

　　他回到乡下老家。给父母装了电话。无论多忙，都要在周六给父母打个电话，和母亲拉拉家常，和父亲说说工作上的事情。十几年了，一直坚持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