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母亲的名家散文

刘莉莉老师

  写母亲的名家散文1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暗,一直看到只觉得自己的眼睛在发亮。眼前飞动着梦的碎片,但当我想到把这些梦的碎片捉起来凑成一个整个的时候,连碎片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面影……

  在梦里向我走来的就是这面影。我只记得,当这面影才出现的时候,四周灰蒙蒙的,母亲好像从云堆里走下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儿同平常不一样,像笑,又像哭,但终于向我走来了。

  我是在什么地方呢?这连我自己也有点儿弄不清楚。最初我觉得自己是在现在住的屋子里。母亲就这样一推屋角上的小门,走了进来,橘黄色的电灯罩的穗子就罩在母亲头上。于是我又想了开去,想到哥廷根的全城:我每天去上课走过的两旁有惊人的粗的橡树的古旧的城墙,斑驳陆离的灰黑色的老教堂,教堂顶上的高得有点儿古怪的尖塔,尖塔上面的晴空。

  然而,我的眼前一闪,立刻闪出一片芦苇。芦苇的稀薄处还隐隐约约地射出了水的清光。这是家乡里屋后面的大苇坑。于是我立刻感觉到,不但我自己是在这苇坑的边上,连母亲的面影也是在这苇坑的边上向我走来了。我又想到,当我童年还没有离开家乡的时候,每个夏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沿了这苇坑走去,非常小心地向水里面看着。当我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发着白亮的时候,我伸下手去一摸,是一只白而且大的鸭蛋。我写不出当时快乐的心情。这时再抬头看,往往可以看到对岸空地里的大杨树顶上正有一抹淡红的朝阳———两年前的一个秋天,母亲就静卧在这杨树的下面,永远地,永远地。现在又在靠近杨树的坑旁看到她生前八年没见面的儿子了。

  但随了这苇坑闪出的却是一枝白色灯笼似的小花,而且就在母亲的手中。我真想不出家乡里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花。我终于又想了回来,想到哥廷根,想到现在住的屋子。屋子正中的桌子上两天前房东曾给摆上这样一瓶花。那么,母亲毕竟是到哥廷根来过了,梦里的我也毕竟在哥廷根见过母亲了。

  想来想去,眼前的影子渐渐乱了起来。教堂尖塔的影子套上了家乡的大苇坑,在这不远的后面又现出一朵朵灯笼似的白花,在这一些的前面若隐若现的是母亲的面影。我终于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看到母亲了。我努力压住思绪,使自己的心静了下来,窗外立刻传来潺潺的雨声,枕上也觉得微微有寒意。我起来拉开窗幔,一缕清光透进来。我向外怅望,希望发现母亲的足迹。但看到的却是每天看到的那一排窗户,现在都沉浸在静寂中,里面的梦该是甜蜜的吧!

  但我的梦却早飞得连影都没有了,只在心头有一线白色的微痕,蜿蜒出去,从这异域的小城一直到家乡大杨树下母亲的墓边,还在暗暗地替母亲担着心:这样的雨夜怎能跋涉这样长的路来看自己的儿子呢?此外,眼前只是一片空,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了。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写母亲的名家散文2

  母亲八十三岁了,依然一头乌发,身板挺直,步伐稳健。人都说看上去也就七十来岁。父亲去世已满十年,自那以后,她时常离开深上海的家,到北京居住一些日子。不过,不是住在我这里,而是住在我妹妹那里。住在我这里,她一定会觉得寂寞,因为她只能看见这个儿子整日坐在书本或电脑前,难得有一点别的动静。母亲也是安静的性格,但终归需要有人跟她唠唠家常,我偏是最不善此道,每每大而化之,不能使她满足。母亲节即将来临,杂志向我约稿,我便想到为她写一点文字,假如她读到了,就算是我痛改前非,认真地跟她唠了一回家常罢。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一生平平淡淡,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当然,这个印象不完全准确,在家务中老去的她也曾有过如花的少女时代。非常久以前,我在一本家庭相册里看见过她早年的`照片,秀发玉容,一派清纯。她出生在上海一个职员的家里,家境小康,住在钱家塘,即后来的陕西路一带,是旧上海一个比较富裕的街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母亲还年轻,喜欢对我们追忆钱家塘的日子,她当年与同街区的一些女友结为姐妹,姐妹中有一人日后成了电影明星,相册里有好几张这位周曼华小姐亲笔签名的明星照。看着照片上的这个漂亮女人,少年的我暗自激动,好像隐约感觉到了母亲从前的青春梦想。

  曾几何时,那本家庭相册失落了,母亲也不再提起钱家塘的日子。在我眼里,母亲作为家庭主妇的定位习惯成自然,无可置疑。她也许是一个有些偏心的母亲,喜欢带我上街,买某一样小食品让我单独享用,叮嘱我不要告诉别的子女。可是,渐渐长大的儿子身上忽然发生了一种变化,不肯和她一同上街了,即使上街也偏要离她一小截距离,不让人看出母子关系。那大约是青春期的心理逆反现象,但当时却惹得她十分伤心,多次责备我看不起她。再往后,这些小插曲也在岁月里淡漠了,唯一不变的是一个围着锅台和孩子转的母亲形象。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去广西工作,然后考研究生重返北京,远离了上海的家,与母亲见面少了,在我脑中定格的始终是这个形象。

  最近十年来,因为母亲时常来北京居住,我与她见面又多了。当然,已入耄耋之年的她早就无须围着锅台转了,她的孩子们也都有了一把年纪。望着她皱纹密布的面庞,有时候我会心中一惊,吃惊她一生的行状过于简单。她结婚前是有职业的,自从有了第一个孩子,便退职回家,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成了她一生的全部事业。我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把五个孩子拉扯大哪里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我非常少听见谈论其中的辛苦,她一定以为这种辛苦是人生的天经地义,不值得称道也不需要抱怨。作为由她拉扯大的儿子,我非常想做一些令她欣慰的事,也算一种报答。她知道我写书,有点小名气,但从未对此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直到不久前,我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当我女儿在她面前活泼地戏耍时,我才看见她笑得格外的欢。自那以后,她的心情一直非常好。我知道,她不只是喜欢小生命,也是庆幸她的儿子终于获得了天伦之乐。在她看来,这比写书和出名重要得多。母亲毕竟是母亲,她当然是对的。在事关儿子幸福的问题上,母亲往往比儿子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倘若普天下的儿子们都记住母亲真正的心愿,不是用野心和荣华,而是用爱心和平凡的家庭乐趣报答母爱,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

  写母亲的名家散文3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和病魔作斗争。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假如没有母亲,非常难想象我会活下来。在昆明时严重贫血,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除延医服药外,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匙喂水,用凉手巾覆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狄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四十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

  母亲的爱护,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也无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一个家。这人家处处都是活的,每一寸墙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我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非常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去看了。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

  在父母那时代,先生小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旧时有一付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非常大,能“嘭”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日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