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散文《红薯的事》

孙小飞老师

记事散文《红薯的事》

  记事散文《红薯的事》

  说起红薯,四十岁以上的几乎所有的河南人都会有说不完的话,每个人都能讲出与红薯有关的很多故事,那故事,大多裹夹着诸多的叹谓和生命的酸甜苦辣。其它的不说,只与红薯有关的谚语这一个内容,人们都能说出许多条,如: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提起来刚金棍,叫我骂八辈;一顿吃半碗,就有死的味儿……在四十岁以上人们的印象中,红薯作为一种救命粮,它既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也是演绎无数生灵悲欢离合故事的祸首。所以,一提红薯,大家都把它与昨天、贫穷和苦难联系起来。

  那个时代的豫东,包括整个河南乃至更广大的地区,红薯不但是广大人民赖以生存的主粮,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连这样的食品也吃不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一切几乎都是红薯的事。

  年关没到,大地还在隆冬时节,农人就开始用麦草烧红薯畦子,为育好来年的红薯秧做准备。春末的时候,农人从红薯畦子里取秧种春红薯。这样的红薯生长时间长,直到夏末才开始收获,红薯块大而粉多。收了麦以后在麦茬地里种的红薯叫麦茬红薯。种麦茬红薯用的秧子很省事,也挺有意思,把春红薯地里旺而长的秧子一截一截截下来摁地里就成。不过,栽麦茬红薯的初夏地容易旱,农人要一担担去老远的井里挑水浇秧子,妇女小孩都出动,一棵秧子一碗水。那种辛苦是农人们很难忘的。

  麦茬红薯在地里生长的时间也很长,很多红薯到过了霜降还在地里长着,这样的红薯根多块小,好的年份亩产量也不过四五百斤。在红薯生长过程中的阴雨大的月份,有一种农活叫翻红薯秧(以免秧子也扎根争地劲),一般是妇女小孩干。在豫东,收红薯称为捯红薯。捯红薯之前还有两种轻松悠然的活,农人们争着干,一个是割红薯秧,一个是扫红薯叶。一般大老爷们挨不上这活。饥荒年月,红薯沟里扫起来的老黑干碎的柴禾一样的叶子也可以充饥。

  对孩子来说,割草的时候在豆地里烧红薯窑是令人高兴的事。大家先在豆地里用铲子挖个坑,把挖出的新土一把一把搦成椭圆的团、垒起来,点豆秸或棒子(玉米)秸火把土团靠里的部分烧得红红的,马上把准备好了的匀溜块红薯填进火坑,再噼噼啪啪用脚把热土团跺封。割半箩头草再来扒红薯吃,那味道真是美极了。不肖说,包括今天在内的所有做的红薯食物的品类中,这种窑烧出来的红薯味道最佳。

  应当说,在所有与红薯有关的活计中,削(豫东人称sou)红薯干(片)和拾红薯干是两件又苦又累又惊险的烦人的事,尤其对孩子来说,它能让人记八辈子。

  为使红薯这种口粮易于保存,农人们要不失时机地将其削成湿片,并尽快在地里将它们晒干。红薯干几乎是农人们全年的口粮,没有它,大家将无法生存。一年一次的削红薯干,若赶上晴天,是农人求之不得谢天谢地的大好事,如此的话,农人们就可以保准吃到白白净净的红薯干了。但是,在那些年月,也不知道咋回事,削、晒红薯干正需要响晴天的时候它偏阴天下雨。

  干了一天生产队的公家的活,夜间还要打起精神给自家削红薯干,本来是谁也不愿意干,但事在那儿摆着,谁孬也孬不掉。天擦黑的时候,每家男女老小都在地里守着一大堆红薯,准备好了的削子(切薯干用的'农人自制的一种刀具,由木板和镰刀组成)摆在红薯堆旁,红薯多的家户还摆了两个削子。

  那种铺天盖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全上阵的场面煞是惊人。这么繁重而特别重要的活,每个家庭又必须把它安排在夜里干,因为,白天是农人们在生产队里干活(上班)挣工分的时间。有些能干的女人,半夜不到就削了好几百斤红薯。

  削红薯干的时候天下雨也没啥要紧的,下雨可以停削;烦人的是,削好薯干许多天秋雨连绵,一直下个不停。即使后来晴了天,但因湿薯干摆在了湿地上,秋深了、天也冷,晒出来的红薯干青头紫脸,加上风一刮、土一粘,红薯干没有不灰不溜秋的,吃的时候就免不了又苦又涩了(有时候我就想,那时代的农人不知吃下了多少带土带菌的食物,大家却少有疾病;卫生得没办法的现代人连吃最鲜的猪肉和雪白的白菜芯也洗好多遍,用的碗筷洗了再洗还要电消毒,但身上病的种类却越来越多)。

  红薯干待收的时候也挺喜人的,一眼望去满地一片白。豆地麦地红薯地,一片一片的全是红薯干。晚上喝汤(吃晚饭)的时候,天如果一起风、一长毛,农人们心里可就慌了。有时候,大家刚摸住碗,西北方呼噜噜地起了雷声,这时候没人命令,整村整村的男女老少,拿箩头的拿箩头、掂簸簯的掂簸簯,大呼小叫飞风似地往地里跑。人们白慌一阵,雨没有下下来,有惊无损拾了薯干也算庆幸。最烦人的是半夜三更阴天打雷。二更三更,累了一天的农人正睡得香,老天不作美,呼拉拉猛然下起雨来。这时候是最难为人的,也是农人最苦又很矛盾的时候:起床吧,又困又累,实在不想动;不起吧,一年的口粮是好是坏,命运就在此一举。大人们喊着跑着到地里拾红薯干去了,偷懒的孩子则蒙头打呼噜装睡着。

  红薯浑身都是宝(也无法不把它作宝)。饥荒年月里,连平常作柴禾烧的又干又黑的红薯秧也成了最好最紧缺的美食。五七、五八年的时候,唯有六七岁以下的儿童才可享受到红薯秧面馍,每个儿童每天只能分得两个火柴盒一样大小的红薯秧馍。

  有一个谚语叫人饿生歹心。所谓的“歹心”,在那个时代就是偷。偷,听起来很不好,但对于因缺少食物而面临死亡威胁的人来说,偷就成了常事(人们也不应当把它看作什么不光彩的事)。红薯窖里仅剩的几块泥巴一样的坏红薯也有人偷,那是为了活命。

  有一种活技叫拾红薯,就是在生产队(公家)的地里拣没有收完的红薯。有时是跟在牲口拉的犁子后面(就是紧跟在犁耙手的屁股后面)拾,有时是跟在耙后面拾,每拾到一块红薯都很高兴,拾到一块大的红薯则是一个惊喜。过了年冰雪化尽,在去年犁耙好的红薯地表面也能拾到红薯,它们是被一冬的雨雪洗露出来的,虽然拾不多,但也挺喜人(因为没有其它食物充饥)的,农人称这样的红薯为冻红薯,吃起来脆脆的,水多、微甜。

  想当年(尤其七十年代),很多人吃红薯吃得够够的,不是胃酸就是发撑(肚子胀),提起来红薯就条件反射口流酸水……

  天地变了,天地间的一切变了,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在不同的时代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说红薯,它给三十岁以下人们的印象就很美好,它变成了稀有物、珍贵品,大家都喜欢吃红薯,无论煮的烤的馏的,

  红薯干红薯汤,包括蒸红薯叶调红薯梗,只要是红薯的内容,没有一样是现代人所不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