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就医记散文

姐夫就医记散文

　　2017年9月27日，是我乔迁新居的日子。那是我和妻子俩“工薪族”，省吃俭用大半生而“抠”出的安乐窝。虽只有90余平米的面积，但我们都觉得非常温馨和满足。那天，正在宜春市一院接受化疗的姐夫在姐姐陪同下，来到我宴客的酒店相贺。筵席上，我差点没认出这位生命中至亲的亲人了。

　　足有一米七八个儿的姐夫，曾有一头乌黑、稠密的头发，脸色红润。粗腿粗胳膊，大头大肚皮，腰膀又壮又圆，五大三粗。他以前每个正餐都要吃大量的肉，喝大量的酒，每天烧掉两盒劣质香烟。健谈，说话嗡声嗡气……然而仅两个月过去，安坐在宴席过道餐桌旁的姐夫，不沾酒肉了，烟瘾也戒了，头发也剃光了（听说因化疗掉落了不少，后干脆一剃了之），更是——说话也变得轻言细语了。

　　记得，我是7月18日中午接姐姐来的电话，得知姐夫可能患“那病”了。姐姐在电话那头抽咽说：“刚在宜春新建医院检查的，肺部有直径七、八厘米的阴影。”我听后心中猛地“格噔”了一阵：现年55岁的姐夫，身材魁梧，身强力壮，怎么可能被“那病”缠上了？而且，曾与姐姐一起生活约十年的前夫，便是死于“那病”的。之后姐姐寡居十年，再与同样丧偶的姐夫重组新家，又十年。生死以十年为轮回周期，仿佛冥冥中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左右我们人生的羁旅。

　　不过，我、姐姐、姐夫等人，全不相信这是真的。

　　姐夫入院做胸片检查的起因是咳嗽不止，而且延续两个月余。当日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新建医院先做了胸腔X光透射，然后又做了彩超和心电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主治医生立马补充说，不能确定，建议做一个增强CT确诊。听了医生的建议后，尽管大家嘴上没阐述检查结论的真实性，可各人心里都有帐本，去默认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否则人家一家正规医院如无几成把握的话，是不可能乱下定论的。只是当时碍于病人的情面，大家不肯说破而已。且院方和医生也仅给个做“增强”的建议，给这建议的潜台词便是：我们认定就是那病，但人与人之间挑清不合情谊，可如果那机器“挑事”就不关我了。

　　宜春新建医院没有增强CT的仪器，全市区仅市一院一家独有。带着姐姐的质疑，我查询了关于“增强CT”的知识。它是在普通CT的基础上静脉注射一种增强剂（一般为碘剂），再进行扫描得到更清晰的图像。从而有利于发现极隐匿的病变，了解病变和周围组织的关系，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在得知姐夫需做“增强”的想法后，我立刻通过关系与市一院做检查的人员联系上。可关爱战胜了理智，内心焦灼的姐姐还是替姐夫做出了决定：去湖南湘雅医院就医。就这样，数百里外的湘雅医院就凭它远播的名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近在咫尺的市一院，成为姐夫疗病的首选医院。

　　其实，对于姐姐这种舍近求远的“饥饿”疗法，我已被动接受了。所谓“病急乱投医”，这完全可以理解。因此对于此事我从不申明个人观点，要知道此刻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干扰姐夫病情、甚至生命的走向。而这个改变命运的抉择权的钥匙，理应交到姐姐的手中。可以想象，姐姐内心绝对非常排斥这个病的，她甚至坚持这是新建医院的“误查”。确实，这病二十年前曾无情夺去了她前任丈夫年轻的生命，并甩给她一对几岁的儿女、一个破碎的家，和一段不堪回首、生不如死的记忆，产生心理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不光她，还包括我们所有食用人间烟火的人。

　　28日早五点，我跟着姐夫、姐姐踏上了长沙湘雅之旅，乘坐姐夫儿子滴牙的车，姐姐的儿子李强同行。八点，我们一行五人在手机导航的引导下，抵达了名城长沙的湘雅医院。当日正值盛夏之际，晨风刚过便酷暑难耐，热气熏人。一轮白锃锃的烈日，在半空中耀武扬威，趾高气扬。

　　坐居医界“大佬”的湖南湘雅医院，正名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位于长沙闹市城区。1906年由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创建，初名雅礼医院，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在国内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盛誉。然而自踏入医院第一步始，我便觉得它有名不符实之嫌。整座医院，除摩肩接踵、拥堵的人流优越于其它医院外，建筑、装修、绿化、亮化等都简陋而简单，甚至有些地方破旧不堪。院墙内有限的地面上，最大限度地，镶嵌着水泥道路、绿化带和楼层不多的房屋。楼房内所有的大堂，缴费厅，取药处，门诊，通道，走廊，阶梯，以及楼房间的树荫下……到处都是挤压变形的人流，用人山人海、门庭若市形容一点不为过。医院像关着无数鸭子的禽笼，且只有潮汐般的“鸭群”涌入，却没有退出的。

　　入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号。不用说明，这些事肯定由我来做。

　　走进挂号大厅一看，无数条长龙排在大厅之中，每一条连接窗口向外延伸出去。队形让我联想到车站的受票厅内的长队；联想到春天垂直的柳梢；联想到修女额头前的刘海。细看之中，确实像极了山野桃园的刘海，更像梳理刘海的梳子。看到人多，我不得起用一个在湘雅实习生的关系，托他“起用”直通挂号渠道，结果无功而返。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独我那么孤单无助地站立。然而现实容不得我犹豫，立刻从无数的流海“丝发”中，评估了一条稍短的粘贴上去。

　　消耗40分钟、20元钱，我们取得一张副主任门诊号单。但就诊时间安排在下午二点半之后。

　　上午十一点钟，在街头吃过早点的我们，闲坐于外科楼后古樟树下，便来到内科门诊楼撞运气。不过，还真让我们撞上大运了：副主任门诊室空着——挂上午号的患者没续上，排序出现间断。待姐夫靠办公桌侧向坐定，我便按桌上的告示牌提示，将就医卡贴在电脑端头的感应板上：电脑前年轻的女护士，麻利地将姐夫的信息资料录入电脑。

　　为姐夫看病的副主任，是一位身材高大、穿白大褂的老妪，约70岁。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声若洪钟。大脸盘上架一副宽大的老花眼镜。银白的长发，稀疏地围绕在头部的周围，使头顶中间的“平原”，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秃岭。当她浑浊的目光游弋一阵后，聚焦在危坐于跟前的姐夫身上，便扯开那高亢的嗓门：“哪儿不舒服？”

　　接下来，便像机器一般重复所有医院的流程。病人卖力地讲述他的病情，仿佛手脚并用还不嫌够，有时还添加几声凄楚的呻吟煽情。医生则兼听兼问，凝神蹙眉，反复推敲着病理，外加在病历书上天马行空地涂鸦，那字迹只怕普天下仅她一人识得。回想起来，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无数次地上医院，会无数次地品尝被盘查的滋味。可以肯定，这个复杂的过程却是大同小异地简单，而过程的长短则取决于医生的耐心。姐夫此次就医湘雅医院的第一站，这位七旬妇人用了约十分钟的时间，便将夹着就医卡和处方笺的病历书，掷在了办公桌面的边沿。立刻，姐夫、姐姐像同时收到“逐客令”一样，攥住病历书“挤”出了门诊室，鱼贯而出。开启了入院就医的后一道程序：拍X光和做心电图检查。

　　被门诊室“泄”出的姐夫等仨人，齐齐来到缴费处——还是那刚才挂号的大厅。湘雅医院缴费的通道有两种：一是像挂号一样排队缴费；二是通过乌黑的交款机交钱。通过权衡，我们选择了第二种交款方式。此时，我才看清湘雅医院的缴款设备，确实非常先进。凭着病人手中的那张就医卡，便可以在机器上挂专家号、缴费、就医、取胶片和查询等，无所不通。我站在交款机前，面对这些与人齐高的黑色机器产生莫名的恐慌。它仅用片刻功夫，便将手中的一沓百元大钞“吃掉”，连痕迹都没留下，像一排张开血盆大口的猛兽。

　　接着姐夫等在我的引领下，以高频率从人堆中成功“突围”，仅上午十二点半前，就做完了肺片和心电图两项检查。

　　下午三点整，在古樟下苦等已久的我们，攥着X光胶片和心电图结果，再一次“造访”了“秃岭”教授的门诊室。这次“秃岭”又将她年迈的耐心，将留给姐夫就医的时间打了个五折——五分钟。她先是接过我递上的胶片，对着灯光凝神静气地观察了片刻，又回到座位给姐夫号脉。便从办公桌上取了一张便笺，涂鸦了一行字，连同病历书、就医卡一起拍在我跟前。说：“去做一个彩超。”

　　这时，我和姐姐、姐夫感觉像三只漂泊流浪的“野猫”，迁徙至“秃岭”的.门诊室前，拐了一道急弯离开。我一边缓慢收拾着病历书、就医卡和医生出具的便笺，一边观察姐夫夫妇是否走出门诊室。随后，我闪到“秃岭”跟前：“瞿冬生是得的那病吗？”我满怀对姐夫真挚的情感，心中极不愿提及那两个敏感的字眼。而且，对面的教授也一定听得懂我的意思，此刻大家都心照不宣。

　　穿白大褂的老妪回答了我的提问：“是！”

　　“那——有几成的可能？”

　　“基本能确定。”

　　我哽咽着无法问下去了。再问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无非是病重不重、早还是晚、要怎样治疗之类的话。

　　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们只能听任医生的“驱使”。我从门诊室出来后即到机器前排队缴费，之后又到做彩超的门口排队。尤其是彩超的列队令人崩溃，姐夫在长队中蜗行了整仨小时。那种等待如在油锅中煎熬。

　　内科楼内的大堂、走廊、通道等到处人挨人，人挤人，连个立足或打坐的空地都没有。滚烫而沉闷的空气，夹杂着浓烈、呛鼻的汗馊味，冲击着人们的感触神经。室内未排队的人实在呆不下去了，便轮换着到室外的树荫处避暑、透气。而内科楼与外科楼之间的一棵百年古樟下面，成为了大家首选的好去处。人们在那儿或是袒胸露腹躺在绿化带的瓷砖上；或是倚抵古樟的巨杆低头打盹；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端坐、闲嗑；或是挺立树荫的边沿，向炽热的烈日刷存在感……

　　在姐夫耐着性子排队做彩超的这段时间，我按照与姐夫商定的意见，去医院门诊楼挂第二天的专家号，同样是排队。而这个挂号更让我人性狂燥，愤怒到了极点。先是我稀里糊涂地来到挂号人工窗口排队，好不容易轮上，窗口内蹦出一句生硬的女声：“专家号要到交款机上办理。”我百般不情愿地离开人工窗口，又折了回去。

　　“那——挂个专家号多少钱？”

　　“80！”

　　接着，我来到那一排被许多人簇拥的交款机前，排队；插卡；缴费；按提示进入挂号程序。折腾了好久，显示屏上弹出一行字：“明日的专家号，已挂完。”我感觉不可思议，不甘心，又输入，得到同样的提示。还不死心，连换了几台机器再录信息，结果相同。这下我估摸彻底没戏了，便悻悻离开黑色的交款机。

　　刚没迈几步，我的身边就聚拢了一大群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问我：“你要挂专家号吗？我帮你挂。”原来这是一团被称“票贩子”的人群，毋庸置疑，我早被他们锁进了“猎物圈”。

　　我试探着弱弱地问道：“怎么买？”

　　“加一百块钱手续费，180元一号。都这行情。”

　　“不是没号了吗？你们怎弄到？”

　　“有！你们挂不到，医院只允许我们挂。我包你挂明天上午一号怎样？”

　　我无语。联想今日在医院所遭的种种碰壁和冷眼，又遇个变卖专家号的事，至此我对这所所谓的“名院”反感之极。其实，对于姐夫的病况我已了如指掌，再怎么检查也是“那病”。接下来无非是确诊，然后住院。做切除手术，化疗，再反复做……几乎成了一个公式。不管医院名气多大、历史多久，在医治“Ca”患者时无不出其臼。于是我返回与姐夫等人商量，让他们确定明天治疗的方案。

　　最后还是姐夫拿定了主意：既然来了，也就无须在乎这百把块钱了。

　　等决定敲定之后，我从“票贩子”人群中物色了一个老年妇女人选，这样的合作人更有安全感。最后一番激烈地讨价后，挂一个专家号的价钱谈为150元。老年妇女面有难色地说：“你这单生意我个人只挣20元钱，我要交50元手续费给医院。”

　　一切真相大白。原来这湘雅医院“一号难求”的根源，竟出于医院（或是管事者）与“票贩子”们狼狈为奸地编导。他们将交款机挂号出单的程序，交到本地“票贩子”的手中，并达成坐地分赃的默契。而那些迫切需要号单的患者，根本无法从正规渠道通行。可以说这一张张染黑的挂号单，便是一份份贱卖良心的证词。更是，通过这其中一个细节的解剖，我可以推断湘雅医院就医的众多环节中，如手术、看病、住院、进药返点等，不知还隐藏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

　　我立在医院门口，由衷地感叹一声：在当今社会中做一个常人难，而做一个生病的常人更难！

　　当我搞定明天挂号的诸事时，姐夫还在做彩超检查的长队中蠕动。天气炎热，我和滴牙、李强等坐在内科楼前的树荫下憩息。这时，一辆押钞车和几名荷枪警察出现在医院一角，原来是医院提款存储的，这种例行的公务每天重复一次。闲来无事，我便暗暗估算着这家门庭若市的医院收入：假若每天就医患者算一万人次，每人挂号费均算50元，每人检查费均算500元，每人治疗费均算1000元，手术费，药厂返点，住院床铺费，停车收费，食堂收入……妈呀！我真不知怎么算了，我根本无法算清这所“名院”一天有多少收入，在院医生的私人腰包要鼓多高？

　　第二天早八点，我们在医院门口购得一张呼吸内科专家门诊号单，而且排7月19日1号。取号后，我们猴急猴急地来到门诊室。一位姓周的专家：矮个，偏胖，平头，约50来岁，戴老花眼镜，穿戴显得土气。见面后我心里觉得憋屈：这难道就是那一号难求的“专家”？他却与我见过的众多医生没啥不同啊。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见识了专家和普通医生的不同之处。当时，我与姐夫、姐姐手执1号挂号单跨入进专家室时，还有两位时尚女生，边听电话边尾随入室。

　　周专家看到鱼贯而入的人群，便问走在后面的女生：“你们也是挂1号的？”

　　“我们是2号。”

　　“专家”一听，破口大骂：“出去，你们有什么资格进来？”俩女生见“专家”无端发雷霆之怒，赶忙退出门诊室。待周专家“肃清”了室内“余孽”后，便端坐为姐夫看病。首先他摊开病历书的空白页，一边问一边写。写满了大半页纸后，两眼便在彩超胶片和心电图单上聚焦了一会，又划了一张便笺。说：“去做一个超强CT。赶快去交钱、排队，如果安排顺利的话，后天可以做到。”

　　等到姐夫夫妇退出门诊室后，我再次“故伎重演”，但这次得到与“秃岭”教授不同的回复：“不知道。”

　　从周专家门诊室出来后，我们都感到十分茫然。做了两天的无用功，走了两天的弯路，重复着与宜春新建医院相同的程序，又回到了做“超强”检查的起点。

　　这人生的路，又何尝不是如此？总是绕了一道圈后又回到起点。甚至，我越来越相信宿命的暗示了，它时常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和力量，来左右我们的行程与方向。其实一辈子不长，走着走着，便发现与自己牵肠挂肚的父母老了，身边亲人离世或生病的消息多了，对就医疗病的程序不再陌生了……这时，你会惊慌失措地发现镜子里的人，满脸憔悴，苍老在无休地忙碌和奔波之中。

　　这次，我和姐夫、姐姐等人没有丝毫犹豫，当日下午即驱车返回宜春了，一路舟车劳顿。9月22日，姐夫在姐姐的陪同下，以肺癌患者身份住入了宜春市一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