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农科所散文

我又想起了农科所散文

　　时光老人的脚步真快，一晃我退休快五年了。回忆过往，让我梦牵魂萦的还是农科所：南洋风吹过的十里田野，稻花飘香；夏蝉的噪鸣声，响彻在大堤上蔽日的高树上；黄昏时的小村，炊烟袅袅地在矮屋低舍升起；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寒冬空旷田野上过冬的麦苗一一那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一一那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的知青。或在午后小憇，或在夜半梦中，我的脚步又悄悄地来到了第二故乡一一三湖农场农科所。

　　还是那座老桥一一318国道上的湖北境内的丫角大桥。桥西是江陵县，桥东是潜江县。桥下这条小河长100多公里，叫总干渠，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6000建设大军“腰斩三湖”，挖掘的一条人工河。上游几公里就到了长湖；河水顺流而下，经过潜江境内的运粮湖农场、张金公社、西大垸农场，再过监利、洪湖至新滩口便汇入长江了。桥的下游江陵境内七公里处是三湖农场的农科所，我当年下放的地方；二十公里处则是农场场部。与农科所隔河相望的是运粮湖农场的邵沟队。这儿是享誉魚米之乡的江汉平原，沟渠纵横，水网交错，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纪录片《水乡园林》，就是在潜江拍摄的。当年，因交通不便，汽车是不能从大桥这儿直接到农科所的。记得第一年回武汉过春节，接送我们的卡车，停在对河的堤上；是所里的小船一拨一拨地把我们撑过去、撑过来的。汽车走大桥这边，近多了。

　　然而，我们刚来农科所时，走的却是另一条路。记得七二年的四月二十九日，在锣鼓喧天、彩旗飞扬的欢送声中，我们站在拉着几根缆绳当扶手的卡车上，从母校武汉八中兴高采烈地向农场出发了。汽车走的是老汉(口)沙(市)公路。到潜江转道张金公社，穿过老镇便是总干渠；然后向上游行驶了三公里下车，再转乘小船摆渡过的河。船靠了岸边的旧渡口，上去就是三湖农场的老街齐家埠了；这也是总场机关的所在地。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子。

　　来农场的路上，因汽车发生了故障，上午在仙桃县的长埫口镇拋锚了两个多小时，耽误了赶路。此时夜暮已经降临了，老街笼罩在初夏的夜色之中。农科所来接知青的东方红拖拉机，在堤边早已等候多时了。我们赶紧爬上了铺滿稻草的铁牛，或蹲或坐着；搪瓷盆子装杂物的大网兜、大小箱子、人造革的飞机商标的旅行包、用绳子或军用带捆扎的棉被等行李，也随人堆放在车厢里。铁牛驶上了“下雨一团糟，天晴一把刀”的河堤上的公路，沿着深浅不一的辙迹，向上游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到达了终点。在滿天繁星的光照下，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三十五个知青潮水般地涌来，人烟稀少的农科所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星星点灯的乡村之夜，草中的虫儿在尽情地歌唱，人们也在纵情地欢笑，那是多么开心的时刻啊！我沉浸在欢乐之中，并对这儿的一切充滿了新鲜感、好奇心。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这儿的人们又是怎样地生活呢？

　　农科所是我们来之前不久，从一分场的南河队那边搬迁过来的。这儿以前是荆州军分区的农场，我们来的时候，还见过几个留下做收尾工作的军人。他们住在打谷场旁边的仓库里，麦子收割归仓时，才撤走。仓库门口有一排蜂箱，有两个养蜂的人。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姓赵，长得高大白俊，单身；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一长期在外熬得住的年龄。养蜂比干农活单纯，但长年在外，顾不上家，媳妇能干才安心。一般年后来平原，蚕豆花开了，油菜花开了，路边的野花也开了，小密蜂开始忙碌了。秋后平原上的花凋谢了，养蜂人开始往高处迀。先搬到小山上，然后上高山。山里的花开得迟，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中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中桃花始盛开”这样的句子，就是这个意思。哪里有花，养蜂人就往哪里跑。他们在取蜜时，不戴面罩的，看样子养蜂有几年了。那时不讲究养生保健，沒看见有人买蜂蜜。

　　听留守的军人说，早些年，夏收后的金灿灿的麦田里，还见过撒开腿狂奔的黄羊。这说的大概是六十年代初的事，多年未见踪迹了。时下常见的有野鸡、野兎；至于野鸭，在未开垦的荒湖里，是不难看见在天上飞去飞来的。这是听从农科所调到闸管所的小知青说的。他们三天两头会去巡湖一一监利那边每年春上过来的农人，为了积青肥，把总干渠坡上的短草、贴着地皮几乎割光了。有时苦于草少，冒险去闯荒滩野湖。碰上了巡湖的，轻则被驱之，重的甚至扣船收缴工具；倘若运气好碰不到管湖的人，堆满了青草的小船就顺流而下，滿载而归了。

　　这儿的前身是湖，修了总干渠后，湖水排入了小河，千年的湖底重见天日。刚去时，平整好了的水田，泥士面上的莲子，像天上的繁星一样，俯身可拾。歇息时，捡几分钟可装小半口袋的。有空时，坐在门口，置莲子于半块红磚之上，或用铁锤，或用磚石，稍微用点力敲击，石一般硬的黑皮可碎。丢进口里，嚼起来可香呢！老莲子硬，牙齿更硬。听小贾说，食堂的杜师傅的大儿子，也就是杜作军的哥哥鸭拐子，嗑莲子像嗑蚕豆一样有名。什么事也能出名，他放鸭子知道的人多，可能与此事有关。真是“鸭棚的老板睡大觉一一不捡蛋(简单)！”这硬的莲子，在湖底沉睡了多少年，谁也不知道。但沉淀了的淤泥肥，是不争的事实。据当地弃舟登岸、半路出家的老农说：“刚变水田的头几年，早割的稻子，短桩上很快又窜出了梗苗，又收了一次，尽管不多。”由此可见，肥力多足。

　　那时政府的口号是：退湖还田，变四湖地区为米粮仓。从总干渠的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条河其实就是排灌渠。六十年代兴修水利后，基本上是旱涝保收。记得毛主席早就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正因为如此重视，那时的水利抓得紧，冬天农闲上江堤水库修水利设施是重要的工作。不忙到阴历年前，是回不了家的。那时，千军万马大会战的场面，到处都是。有一个精典的段子，就是说的水利工地上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工地上的广播员念完一篇倡议书戓者好人好事的文章，最后总会说：“以上是某某单位来稿(搞)。”干活的人，未等念完就搶着说出来了。其他人会意地一笑。紧张劳动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那个年代，这算是最粗俗、放肆、出格的玩笑了。因为是双关语，又不是偷懒耍滑的人说的，带队的民兵连长一般是不会追究的。我们沒有外出上堤的任务，但所内沟沟渠渠的活儿，也是不少的，尤其是第一年。

　　当年的冬天，所里以知青为主要劳力，在田中间挖了一条上面宽十二米，底宽约一米，长近七百米，连着三分场支沟的小渠。那时的冬天冷，北风刺骨，有的人还赤着脚。凭着一股战天斗地的干劲，用了一个冬天把排灌渠挖好了。我自始至终参加了，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自豪。

　　挖沟开渠的活，我们都愿意做，要么三四方土，要么几米长的距离。任务领了，稍微抓紧一点，太阳下山前，是可以收工的。干其他农活就不一样了，总干不完。但田多也有田多人的好处。一般的生产队，一个劳力平摊的田不少于十亩，挺吓人的。常听说周边的公社田少，一个劳力分不到一亩田。那时计划经济，不能外出打工，田薄的公社，只好多花点气力，外出找青肥，好辛苦的。农场其他的生产队我不知道，但农科所的青肥是从来沒有在地头堤边割刈的，尽管野花杂草长的茂盛；沤肥用的都是蓝花草。越冬以后，初春的田野，一片一片的蓝花漂亮极了！春耕生产开始后，绿油油的蓝花草被犁耕耙平后，与泥土搅和在一起。我觉得奇怪，六三年下放来的老知青小贾告诉我说：“这是沤肥，蓝花草可肥田呢！还有红花草，也和这个作用一样。”

　　农科所不大，主要是培育棉花、水稻良种，芝麻和黄豆等经济作物也有，不太多。这儿的农业技术员只有四个人，加上其他干部，吃皇粮的十余人，不少；老农却沒有几个人。那么大一片士地，他们是无论如何也种不完的，看样子早把三十五个知青算作劳力了。

　　记忆中，五一劳动节一过，我们就和老农一样下地干活了。那时靠挣工分过日子，技术好的老农每天可以挣到十二分(标工十分)；一般为十分；妇女和老人一般为八分；至于我们，后来也评上了八分。其实，妇女和我们劳累不低于老农，种田也讲技术。所以，和我同在试验组的黄忠林，和大田组的同学开玩笑时笑着说：“我们是技术活！”一副骄傲的样子。

　　说是试验组，科学试验并不多，主要是培育良种。那个年代，能坚持下来，已属不昜。四个技术员，按部就班，依章行事。旣沒闹出多大动静，也沒遇上什么技术工作以外的麻烦。山高皇帝远，自己做自己的事，还算省心。这里有个五十多岁的老技术员，叫王文初，解放前过来的。他好像沒有什么具体工作，沒人管他，他也不管别人；事沒多做，钱沒少拿；领导不过问，同行不攀比(国家的钱)，农人无所谓(又沒“搶工分”)。其他三个技术员，一个搞水稻，一个搞棉花，一个搞职保(植物保护）。各司其职，互不影响。沒有这四位，能叫农业科学研究所呢？有活干的人暂不表，先说王老。

　　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沒问过。他说话不好懂。其实懂不懂沒关系的，谁又把他的话当回事呢？他年纪大了，啰嗦，爱说。他有一句口头禅：“他哪里呀”，说什么都用这句话开头。王老会看人，喜欢听话干活的知青。我有时逗他：“王技员，我肚疼。”发嗲的声调，故意省掉“术”字，他蛮受用的，因为他喜欢高中生。他白天不忙晚上忙。我们是邻居，夜深人静时，从他窗前过，总看见他在煤油灯下看书。出于好奇，趁他不在，我去观察过。那是一部《中国通史》，作者是冯友兰。书上有很多眉批，也有用红蓝铅笔划的杠。这本书从来未离开过桌面，尽管桌子上还有几本书靠墙竖着。有点研究的意思。直到我二年零五个月后，推荐上了湖北中医学院，也从未听王老向任何人讲过书中的故事。他真沉得住气！不过，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他也有操心的事，也有烦心的时候。

　　王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他住一块；小儿子有家室，老伴在那儿照顾孙子。老伴从未来过，他也未回去过，但又沒听说过闹意见。那个年代，孩子结婚早，五十出头当婆婆，帮忙带孩子的多，自然就与老伴分开了。偶尔一见总还有吧，不一定非要亲热。王老他们是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不是为这操心烦恼，而是为有精神病的大儿子。

　　王老也住十几平方的集体宿舍。他住前半间，儿子住后半间，各顾各。他吃食堂，偶尔用煤油炉弄点好吃的；儿子在墙角、树林野炊。蓬头垢面的老儿子，旁人见了也心酸。老子训儿子时，儿子回嘴，不时有之。他的话，我们半懂半不懂；儿子的话咕咕噜噜的.，更听不明白。他们之间可能是说的说，听的听，真能交流就好办了。不过，王老总是气呼呼的。常常是自生自灭，旁人是无法劝的。好在儿子从不动桌上的《中国通史》，其他吃的用的也不动。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儿子也可能有惧怕的阴影，不敢犯上作乱。听小贾说，前些年王老的大儿子常发病，是王老叫他和小儿子用绳索捆着大儿子去沙市精神病医院的；多年未发了。还说，大儿子是曾经暗恋过一个女知青后，犯了病。这个女知青现在是齐家埠商店的营业员，丈夫是团长，军婚。好在大儿子不伤人毁物，一天到晚在人少的堤边、树林等地乱窜，但从不去庄稼地。王老过着不消停的日子，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王老无所事事，搞水稻的陈技术员可忙。他是江苏人，农校毕业的。他镶有金牙，腰椎有病，走路微驼。他那时成家不久，女儿出生不久，像妈妈一样漂亮。他的女人是四川山里过来的，很年轻，肩上总挽着背篓。她的父亲也来过，长巾裹着头，吸长烟竿的旱烟，看上去比陈技术员大不了几岁。仓库的黄保管(也镶有金牙)喜欢开玩笑，他老叫陈技术员的女人“送四方”，其实，叫宋一芳。因这个玩笑，我才至今记得。宋一芳能干，会持家，陈技术员一心扑在工作

　　试验组有干活的人，陈技术员可以不下水田；何况有腰疾。可他凡事亲历亲为，率先示范，一点也不放手。在那个年代，白专道路的问题，让多少人止步啊！他沒有，不声不响地干，一干就是几十年。前几年听小贾说：“老陈退休后，开了种子公司，现在几千万的资产了。老陈有技术，几年的光景就做大了。”听了小贾的话，我的心沉甸甸的，眼前浮现出了当年的一幕。为了赶在五一前(农谚：不插五一秧)把秧插完，老陈穿着棉袄，弯着腰和我们一起干活。记得是一窝只插一株，老所长的女儿插成了弧型，老陈说，怎么成了“弯弯的月亮”？黄忠林在旁边添油加醋地取笑，老所长的女儿不高兴了。不依不饶地迁怨气于老陈。老陈也笑了，时常因玩笑才使他开心。一个执着的科研工作者，终因契而不舍的精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小贾以前是搞职保的，后来调到种子站当经理，还入了党，作出了很大成绩。他引以为骄傲的是，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儿子成了家，在上海工作；女儿也成了家，在北京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小贾谈朋友时，农科所出了证明，他给对方生产队写了信，了解情况。不是亲眼所见，我真难相信。他的未婚妻是党员，政治上靠得住。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多么认真、严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