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长寿面的散文

一根长寿面的散文

　　又见母亲，惊诧她孤单病弱的样子,坐在土炕的一边，对着一张破旧的三屉桌。

　　我的脑海里瞬间掠过她留给我最后一个站姿的剪影。侧着身，咖啡色青果领上衣，左手里紫棕色巴西木的筷子上夹一着一根长寿面。

　　眼前的房子只有一扇门，开着，陽光像门板昏黄地倒在地上。屋子里便有了这一点点气色。我隐约听说她是一直住在这里的。那讯息却不是人传，而似灵的耳语，难道是父亲的心传递给我的么？我便不顾一切,骑着摩托车疯了一般带着咆哮的烟尘颠颤着跑来。房子被铁丝网围着，里面是荒草秋色。一派寂然。这场景不知道哪里见过。如果有头戴钢盔，身背长一槍一，一脸警觉白脸大鼻子绿军装的士兵站岗，我愿意相信这里就是波兰的纳粹集中营。

　　母亲被封锁，她在里面，我在外边。这样的处境让我焦急流泪。

　　我不知怎么穿过了那道网，那道横梗在生与死之间的无法逾越的屏障。从门板的光线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坐着一动不动的母亲，伸出手想象着她会把手迎过来。我记得她留给我的最后的一袭温暖，永远的温暖。是她停止呼吸后，我亲一吻她的额头和手心，把她的双脚搂在自己的怀里的那份带着温度的绵一软和安详。那是我唯一握在手里藏在心里留在唇上最珍贵的感觉。她一直陪着我，陪着我。可是她却没有把手伸出来，而是用十分安详的眼神梳理了我一遍，慢条斯理地说：“你的裤脚开线了，我给你逢两针再走。”

　　我哭着跑开，不想让她看到我流泪的样子。

　　一个“走”字，好刺耳，她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可是我有。一辈子。

　　我怎么这么傻，就这么跑开了呢？这一跑，醒了，便再也不能回到她的身边了。

　　那个冬天最寒冷的夜里，月亮怎么那么圆？那么大？刺眼钻心的月光鬼魅地洒在长青路的大街上，我的两个弟弟和另外两个人，抬着担架，那上面躺着被白布裹一着再也站不起来的母亲走远，西北风呼啸着卷走那残留的落叶，哗哗地翻滚着追随着母亲西去的身影，像一曲凄凉的挽歌。我想跑过去，却发现父亲紧一握着我的一只手，他的表情写满欲哭无泪的痛苦，颤巍巍地对我说：“你妈妈留下过话，说你身体不好，让我照顾好你。”伤痛的心像针扎一样疼。让父亲，照顾我？我糊涂的母亲啊！

　　我常常回想起发生在后客厅里的那一幕情景，母亲侧着身夹一着一根长寿面的剪影。时间越久，这一幕就越清晰。时间越长，想到的时候就越多。有时，竟呆了。可是，我却很少梦见我的母亲。我为什么没把腿伸过去，让她再给我缝一次裤脚边？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时候握住她的手，再亲一吻一次她的手心？再重温一次那久违了的温暖，好好与她聊会儿天？问问她，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怎么会在这么荒芜的地方生活，还被这么严密地封锁住，而没有来找我?或者去天堂?是在这里等父亲吗？父亲来了吗？十五年的路，父亲已经走了三年，难道还要再走十二年？那么，这个十二年是个什么概念，你长一年，他也长一年，那不就和铁轨一样有着永恒的距离了吗？

　　母亲不应该走，可是她走了。全是因为我走的缘故。一个“走”字，触目惊心的刺激。走失了美好，也走出了无奈。

　　那一年，夫君转业了。我面临着去与留的两难的人生抉择，去，意味着离开父母远走他乡；留，则意味着婚姻的两地分居。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母亲。我看到了人世的苍凉，爱情的痛苦，婚姻的脆弱和母爱的可怜。谁在坚持？谁在妥协？坚持和妥协之间，考验着爱的深度和厚度。母亲试探着问我：“你决定了吗？”

　　我说：“您说吧。我听您的。”

　　我是母亲一生的疼。这是上天的安排，我病弱的体质几乎夺走了她对其他儿女的所有的牵挂和爱。成了家里唯一一个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孩子，当我的姐姐和两个弟弟从寄养处，一个一个回来上学的时候，我不习惯。对突然冒出来的姐姐生气，对多出来的弟弟不能理解。甚至还干出过把笼屉一把拉到自己跟前不让他们吃饭的愚蠢事。我霸道地活在家里，享受着说一不二的话语特权。直到我懂得反省自己为止。母亲陪着我，一直无怨无悔地陪着、不让别人伤害到我的心灵。她觉得我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灵比身体重要了。所以，离开了她的视线她就觉得我不安全。而我长大了，成|人了，有家了，却要在母亲老年的时候变成唯一一个离开她的儿女。痛苦、焦虑、内心的纠结纠缠着我，也纠缠着她。将我们煎熬得痛苦不堪。在爱情和母亲之间我又能怎么选择呢?

　　僵持和妥协之间，有一方要做出牺牲。我把问题捧给了母亲，这是残酷的。我知道，她会抉择放手与妥协。因为她懂得我。档案冻结的最后一天，母亲说：“夫妻本是同命鸟，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你们是一家，咋能四分五裂的呢？”

　　我不得不承认，这句话对我很重要，有了这句话，我的良心便找到了自私而心安的理由。我还心存一份侥幸和期望，希望这也是母亲真实的想法。尽管那不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拥有的每一份幸福。他们都是我内心无比珍惜的情感！我想只要过去那段焦心的时光，一切都可以另作调适和安排。然而，事情不会以我们的主观臆想为转移。

　　夜长梦多，那个夏天因为等待而显得漫长无期，足以把人耗死。军转干部和随军家属的安排到了地方，就变了调子。我们先后十一次穿梭于塞北和廊坊之间。协商适合的工作单位，母亲的心陪着我起起落落。我们的工作和住房落实了，母亲也病倒了。姐姐说，母亲总是背着我流泪，说我从小病弱可怜。担心我走得这么远一个人带不了孩子，生活上不习惯，工作从头开始人生地不熟怕我不顺心，搬一个家，扔半个家，担心我经济上紧张给我钱我不要。 上一页12下一页

　　阴历九月初五，是母亲59岁生日。我把母亲从医院接回家里给她举办了一个家庭的生日宴会。烛光晚宴，生日祝福，挡不住隐隐的不祥的预感。母亲吞咽困难，她越来越瘦几乎吃不了东西了。她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什么时候您的病好了，我什么时候带着您一起走。”她看上去平静、安详。心里满足的样子。安慰着我说：“该走走吧，我心里有数，我能好。”我切了蛋糕放在她的面前，嘱咐她试着多吃一点，就忙着照顾孩子们去了。

　　当我再次回到客厅的.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母亲站在后客厅桌前的寿面盆前，手中的筷子里，正哆哆嗦嗦夹一着一根长寿面。我的心一颤。赶紧跑过去，为母亲盛了一碗，浇上苜蓿鸡蛋卤。解释说：“正准备给您盛呢。”母亲看了我一眼有些不好意思，说：“看能吃得了不能。”

　　一根长寿面，我站在母亲身后想看着她多么希望她能吃下去呀，我似乎笃信吃下这根面就能看到灿烂的明年、后年、永远。只见她夹起来放下，又夹起来放下，最后她把面的一头放到了嘴里，那面很快从筷子中间滑一下来。我的眼泪也随之落下来。

　　11月中旬，我们一家踏上了举家迁徙的征程。但我心心念念着我重病在身的母亲。把家安顿好，到单位报了到。然后直接向总经理请了假。我说：“请谅解，我的母亲在病中，我要回去照顾她，也许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只能这么做。因为工作有机会弥补，父母没办法弥补。我不能给自己留下这个遗憾。”

　　我庆幸我遇到了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领导。他与我素未平生，却深深地理解了我当时的感情。不仅给了我一个理想的工作，还成全了我的愿望。以至于才有以后我们之间至诚完美的工作合作。我们不仅把一个400人的企业各项工作推到历史的巅峰，至今无法逾越，而且在合作中建立起最真诚的友谊，并一直走到今天。

　　不到半个月的离别，母亲的病情加剧。精神有些恍惚。姐姐说，我走后，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门上，有人进来，就问：“是君梅回来了吗？”知道不是我，眼里就全是泪水。姐姐给她买了卤鸽子，她便说：“她这么远，怎么还稍回一只鸽子？”姐姐伤感地说：“在她的心里，只有你是孩子，我们都不是。”

　　我回来，可母亲的病却并没有起色，而精神十分安详。她总是对我说：“我有预感，我能好。”这个信念支撑她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结一缔一组一织胶原硬化症”。一个城市轮不到一个人的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而我知道，母亲这一团一火，为我耗尽成灰。我从此失去了依托的胸膛，祝福的臂膀，和关注我的眼睛！可眼前依然鲜明的是那个站姿的剪影。侧着身，咖啡色青果领上衣，左手里紫棕色巴西木的筷子上夹一着的一根长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