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包袱散文

母亲的包袱散文

　　母亲有一个包袱（皮），那是一块四四方方的白棉布，结实而厚重。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出门时，都喜欢将包袱挎在手臂上，不管是走亲戚还是赶大集，或是干农活时。母亲的包袱有时大有时小，但很少会空着，与包袱相伴的，是母亲无休止的奔波与辛劳；包袱的里面，永远装载着母亲的希望和梦想。

　　母亲一生生了十个子女，但有七个夭折，有的还是活到几岁后才夭折的，其中的痛苦与辛酸，只有母亲自己深知。但是，母亲从来没有因此被苦难所击垮，她以超乎寻常的顽强与坚韧，苦苦支撑着家庭，尽心抚养着子女，坚强地生活着。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不管外出或返回家门，很少有空手的时候，往往是那个大包袱或挎或背在身上。由于包袱可大可小，大时可以包起两床棉被，装下数个南瓜西瓜，很多东西都容易包在其中，而且不容易挤坏碰伤，因而成了母亲使用频率最高的生活用具。

　　春天，母亲带着包袱下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劳动间隙大伙儿都休息的时候，母亲却不闲着，把包袱往腰间一扎，便在田间、地头到处忙活开了。等到收工的时候，母亲的包袱里便装满了野菜和野草，家里的饭桌上增加了诱惑力，家禽、家畜也有了一天的饲料。

　　夏天到了，家里小菜园种植的茄子、芸豆和长豆等蔬菜，合着时令纷纷上市。每隔五天，母亲便会到菜园摘下一些瓜豆，把长得不规则不好看的留下自己吃，品相好的用包袱包着，拿到几里外的集市上去卖。菜摘得少时，母亲就把包袱挎在手臂上；菜装得多了，就把包袱背在肩膀上，急匆匆往集市上赶。到了集上，母亲找到一个空地方，解开包袱往地上一摊，便成了一块铺着白布的小菜摊，上面蔬菜摆得整整齐齐，显得又干净又鲜亮，非常诱人。由于母亲的蔬菜新鲜地道，价格也不比别人贵，因而摊前很快便有买主光顾，不久就会将那些还带着露水的蔬菜买得精光。记得有一次我跟母亲到集上卖长豆角，前面有几位妇女正在挑选称重，忽然旁边挤进一个男的，问明价格后，说这些长豆他全要了。但母亲并没有都卖给他，而是先卖给了那几个妇女。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什么不一次性卖掉，那样又快又省事。母亲说那个男人像个菜贩子，如果都卖给他，他肯定涨价转手再卖给别人，这样买菜的人就亏了。母亲还说我们这样卖也不吃亏，因为好菜肯定是会卖得掉的，无非在集上多呆一会儿就是了。

　　秋天农忙时节，是母亲的包袱大显身手的时刻。不管是掰玉米或摘棉花，母亲都用包袱当作搬运工具，一次可以装上很多背到地头，少跑许多趟，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尤其是为生产队摘棉花时，母亲把包袱扎在腰上，弯着那本来就有些驼背的身体，一上午几乎不直腰，两手轮番将棉花一朵朵摘下，然后飞快地塞进包袱里，看得我眼花缭乱。每次称重量时，母亲摘的棉花总是全生产队最多的，地里也是摘得最干净的，受到别人敬佩，挣的工分也最高。

　　在家里，母亲的包袱也闲不着，时常被派上用场。那时家里贫穷，凭票供应的布做衣服都不够穿，不可能再做围裙、袖套等用品。母亲为了保护她那无法替换的褂子或棉袄，做饭、喂鸡、喂猪时，都喜欢把包袱围在腰上，当围裙使用；两只袖子则是永远高高地挽起，哪怕是在严冬时节。于是，母亲扎着包袱挽着衣袖忙做家务的那个身影，仿佛一生不变，经典般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终生难忘。

　　母亲50多岁时，为改善家庭生活，学着生豆芽。生豆芽虽然需要不停地倒缸换水，但还不是最辛苦的，最艰难的是卖掉豆芽，因为那时生豆芽的'人很多。即使是冬天，母亲也要提早到集市上占地方，而豆芽又不能太早拿去，以免冻坏。北方的冬天，早上要六、七点钟天才会亮，而母亲却必须抢在四点钟之前，赶到五公里外的本镇集市上占个有利位置，因为再晚就占不到好地方了。为此，母亲差不多半夜二点多就要起身。每次母亲把包袱摊在地上占上位置时，紧张的心情才会松下来，但在又黑又冷的街道上，母亲要守着那块包袱呆上二个多小时，直到家人把豆芽送到集市。

　　我读高一时，到了冬天，学校要求学生统一住校，每周六回家拿一次干粮。由于我和母亲每人只有一套被褥，我如果住校，星期六晚上回家时，母亲就要把被褥让给我用，她自己便没有铺盖。为此，我坚决不同意住在学校，宁愿每天起早摸黑走十公里雪路上学。由于我成为全班唯一一个不住校的学生，同时又碍于面子没有把家里的窘况告诉老师，因而受到班主任的严厉批评。后来。母亲从我同村的同学口中听到我被老师批评的情况后，二话没说，用包袱把我的被褥一包，便帮我拿到了学校，并替我当面向老师赔礼道歉。我虽然因此住到了学校，每天不用再踏着雪地往返奔波，但那个冬天的每个星期六晚上，母亲都把她的被褥让给我睡，而她自己则和衣坐在炕上，渡过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冷冬夜。那时，我家房间里由于没有生炉子，冬天下半夜温度往往降到零度以下，屋里的水缸都会结一层薄冰。

　　我小的时候，当地媳妇回娘家都是挎着包袱，但那些包袱或红或蓝，很少有白布的。据母亲讲，在我出生前，她用的包袱也是蓝花的。那是一种蜡染的靛蓝色的花布，只有蓝白两种颜色，是当时流行而常见的布，常用来做棉褥子等，还有已婚女性的蓝衣蓝裤。后来母亲换新包袱时，觉得用花布太奢侈，就干脆用最便宜却更结实的白棉布替代，经久耐用。我小时候并不知道，在母亲的柜子底层，其实还珍藏着一件红花的包袱，以及一件大红夹袄，那时母亲结婚时的陪嫁物品。听外人讲，我父亲年轻时喜欢唱戏，农闲时经常到附近村庄演出，曾经赢得不少女性青睐，也包括母亲。年青时的母亲高个苗条，因此成为个头不高的父亲的首选和最终选择。但母亲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境贫穷，陪嫁品很少，最拿得出手的就是那件大红夹袄和红花包袱，母亲将此视若珍宝，舍不得用，一直珍藏着。从红色到蓝色再到白色，母亲的包袱就像她的青春，从华丽走向朴素；也像她的头发，由青丝变成白霜，不变的是始终陪伴着母亲，里面那满满的爱和责任从来没有褪色过。

　　母亲一生劳累，她肩上那沉重无比的包袱，实际上是我们子女和家庭。但是，她没有把任何一个子女当成累赘，而是紧紧地背在身上，艰难地前行。她把两个儿子养大后送到部队服役，让他们自由飞翔。她把三个儿女全部培养成为城市中人，却不跟任何一个到城里生活，说是不习惯，其实是不想成为儿女的包袱。她自己还未等到年迈需要别人照料时，便溘然离去，让子女再不用为她牵挂。她把包袱同时带走，只想把轻松送给子女，却把负疚和思念也同时留给了他们。作为儿子，我衷心祝愿辛勤奉献了一辈子的母亲，在天堂或是来世都能活得轻松自在，身上不再需要那个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