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获的不仅仅只是一次道歉散文

我收获的不仅仅只是一次道歉散文

　　生活中，我们说过抑或听过最多的三个字不外乎是“对不起”，说的多了听的多了，就习以为常地认为它只是一种道歉时的礼貌用语而已。然而很多年前听过的一次“对不起”对我却非比寻常，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这不仅仅只是一次道歉。

　　那是1997年2月，我从县卫校毕业后，以实习生的身份进了我们县的县人民医院，度过了半年多的实习生涯。

　　实习生归医务科管。我被分到住院部，先后去过五官科、妇产科、外科、内科和儿科。由于我自己的原因，门诊部、骨科、传染科没有去，错过了全面学习的大好机会。在后来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我始终觉得对一个学医的人而言，实习阶段至关重要，甚至对以后走向临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没有跟着老师实习的经历，我不知道自己走向临床该如何面对病人！空洞的理论只有通过认真的临床实践才能够融会贯通。

　　县医院是我们县的医疗中心。在当时，无论在大夫的实力上还是医疗设备上都是相对较好的。不要说是本县的病人，就是邻县来我们县医院诊疗疾病的人也络绎不绝。我记得当时的外科大夫席孝明老师发表的学术论文《药物灌注疗法治疗肝脓肿》、《急性坏死型胰腺炎手术方法与时机的研究》受到医疗界权威人士的重视和认可。我印象席老师的《药物灌注疗法治疗肝脓肿》还应邀在国外做过学术报告。当然还有其他大夫的学术成果。要我一一列举的话，还真的是想不起来。不过，作为庄浪人，尤其是学医的庄浪人，我为家乡有这样的医院和一批优秀大夫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这里，我目睹了常见病和疑难杂症；接触了不同专业的大夫；认识了来自不同卫校、医学院、医科大的实习生，还有基层卫生院的进修大夫。无论那个科室都少不了漂亮能干的护士们，在医院这样繁忙而又责任心极其强的工作环境里，她们无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就连我们这样的小小实习生都会悄悄的对她们评头论足。其实那时候在医院，相当一部分大夫的爱人是护士，可能是因为志同道合吧！也或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他们的结合才更显得医院像个“大家庭”了。这对医院来说无疑是留得住人才的最好办法了。

　　在五官科，已故苏发祥老师对我讲这讲那，第一次把在书里没搞明白的睑结膜、球结膜、穹窿结膜、五层角膜、睫状充血、混合充血、周边充血弄清楚；第一次把书里没搞明白的泪小点、泪道、鼻泪管、鼻咽管弄清楚；也是第一次在手术台上看他摘除眼球。在外科，实习生最怕跟郭振亚老师查房，因为他会当着病人的面问实习生好多医学知识，几乎所有的实习生都不放过，尽管郭老师是个非常和蔼的大夫，几乎不当着病人的面数落我们实习生，但是在众目睽睽下回答不出问题是件极为尴尬的事儿。这时候他就会结合病人的病情耐心详细地讲解起来：“例如就拿阑尾炎来说，药物保守治疗的只有急性单纯性阑尾炎和慢性阑尾炎这两种；而急性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周围脓肿以及坏疽穿孔性阑尾炎是急需外科手术治疗的疾病，如果采取保守治疗就是贻误病机、草菅人命。”这样在病房面对面学习起来如醍醐灌顶。在妇产科，我见到了全科的医护人员抢救新生儿苍白窒息的全过程，在母子平安后，张淑琴老师擦着额头的汗笑着对参与抢救的实习生说“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一个人有多大的能耐都是无力回天的。今天的情况对于你们来说教育意义非同凡响。”在以后国家出台“降消项目”后，我倒认为这不是“抢”我们广大农村医务工作者的饭碗，而是对我们工作的保护。

　　众多科室里，我在儿科时间最长，也最难以释怀。当时的县医院，内、儿科的医生办公室合并在一起。我分到儿科，带我的老师是李建玺主任。儿科共有三个大夫，其余的两个是蒙文成老师和聂芳娥老师，我实习时蒙老师去北京进修，直至我实习结束也未曾谋面。李老师长我几岁，跟我一样，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只是眼镜的颜色和度数不一样；他留着短短的头发，络腮胡刮的干干净净，看起来有一种学者风范。他很少跟实习生主动交流，实习生也在他面前显得比较拘谨。他所接收的病人的病历都是亲力亲为，写完病历就是看书，拿起书很快就能够进入学习状态，完全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常言说：“掐掐算算内科，马马虎虎外科。”其实儿科用药比内科更严谨。李老师把所有的常用药，儿童每公斤体重多少纯熟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境地。他开完处方下完医嘱，都要仔仔细细复查一遍。他带的实习生有四个：一个是西安医科大的学生小杜，是个男生；两个是平凉卫校的学生，都是女孩子。一个叫李芳红，另一个叫李娇红；还有我，当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我穿的白大褂没有什么标志，他（她）们的白大褂左胸衣兜口上方写着醒目的学校名称。要不是一护士大姐在跟我调侃中说漏嘴，我居然不知道自己借的“白大褂”是厨师的工作服。我们走在一起，我的年龄确实是大了点，人又木讷，再加上厨师打扮，愈发显得与他（她）们“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有辱天使之职。他们几个的确很勤奋，来的最早走的最迟，积极查病房，主动写病程记录，适时反映患者治疗前后的病情变化，有空儿就相互讨论或者查阅工具书。我在他（她）们之间只有听的份儿，要么冲他（她）们友好的笑笑以示尊重。李老师对他们几个的表现比较满意。西医处方中的好多药名用拉丁文书写，我没学过医学拉丁文，就连看处方都很费劲，在他（她）们眼里我就是个白丁。其实那段日子我非常地刻苦，每晚我都要结合当天检查的病人，有针对性地翻阅大量书籍，不断地消化和吸收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由于他（她）们表现优秀，李老师也就无视我的存在。每天早上主管大夫都要查房，李老师检查完后，他（她）们不客气的互递眼色跟在李老师后面逐一检查，生怕我抢在他（她）们前面，看来“谦让”这个词语的真正意义他（她）们没完全学明白。当我检查时，李老师跟这三个实习生早已走出病房。家属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我不是在学着检查病人，而是学着自取其辱。我走出病房，走廊里是李老师跟他的三个得意弟子讲查房情况。我还是默默地站在李老师身后，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实习生，只是我掩饰不了交感神经在脸上的过度兴奋。

　　尊严是个人的，只要自己不丢永远都在！

　　适逢星期日，李老师休息。值班的内科刘大夫在下午快下班时，收住一位10来岁左右急性右上腹疼痛的患儿，安在李老师的病房。刘大夫开了B超单子和相关生化检查单子以后，嘱咐家属赶快检查。然后在临时医嘱上开了一组青霉素，一组能量。

　　星期一李老师按时上班，刘大夫交完班后，李老师直接去病房检查新入院的患儿，此时检查结果B超提示：胆道蛔虫症。生化检查白细胞计数偏高。由于刘大夫做了对症处理，孩子疼痛症状缓解了些。回医办室，李老师下长期医嘱，李芳红根据李老师的口述给患儿家属写取药处方。除了把青霉素换成氨苄青霉素之外，其余的药跟刘大夫开的一模一样。

　　李芳红在家属拿走处方后，不解的问李老师：“都是差不多的消炎药，为什么把青霉素非要换成氨苄青霉素？”

　　李老师放下手中正在看的《中西医结合杂志》反问道：“你说为什么？”

　　李芳红红着脸不好意思的摇了摇头，声音压的很低，我坐在她旁边所以还是听见了，她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李老师微微地笑了笑说：“李娇红，你说为什么？”李娇红本来白皙的脸蛋通红起来，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头埋的更低了。

　　李老师只好寄希望于小杜了：“小杜，你是本科生，你该能说上吧？”小杜吐了吐舌头，沉默不语。李老师嘴角微微上翘，也没讲他为什么要把青霉素换成氨苄青霉素，继续拿起了放下的《中西医结合杂志》看了起来。

　　“我能说吗？！李老师。”我的声音很洪亮，情绪激动的有些失态。

　　《中西医结合杂志》从李老师手中滑落了下来，他怔怔地看着我，目不转睛的样子，我的发问似乎让李老师无所适从。

　　“你说，我听。”李老师的视线一直没离开过我，他的样子很严肃，也很认真。

　　“第一，青霉素和氨苄青霉素都属于β内酰胺类抗菌素，都有抗革兰氏阳性球菌的作用。第二，青霉素是窄谱抗菌素对革兰氏阴性杆菌无作用；氨苄青霉素是广谱抗菌素，对革兰氏阳性球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都有抗菌作用。第三，蛔虫寄居在人体的小肠，肠道致病菌80%属于大肠杆菌，当蛔虫到达胆道它身上带的仍然是大肠杆菌，患儿血象增高，说明胆道感染，所以需要抗菌治疗，因为青霉素无抗杆菌作用，只能用抗杆菌的药。第四，选用氨苄青霉素的原因还有氨苄青霉素在胆汁中分布浓度最高，能够呈现有效的杀菌浓度，再就是在所有的抗革兰氏阴性杆菌的药物中，氨苄青霉素不良反应最轻，更适宜于儿童。”我清楚的叙述完我的观点。我自认为我的解释是合乎逻辑的。

　　“你们三个听见了吗？小柳说的很全面，我没有任何补充的。”李老师第一次表扬了我，而且是当着他（她）们的面。我有点喜不自胜。

　　“对不起，小柳，我错看你了。”从他真诚的道歉里我明白了任何人对知识是应该尊重的。

　　一股暖流随着我的眼球在眼眶滚动，李老师在我眼前变的晶莹剔透。我看见他会心地笑了，嘴角上翘了好一阵子。那么的和蔼，那么的亲切，那么的伟大。

　　在以后实习的日子里，李老师也特别关照我。手把手教我如何用指腹摸小儿的肝脏；如何用听诊器听肺部的呼吸音；如何听正常心脏和鉴别几种常见的心脏杂音；如何区分几种常见小儿急腹症；就连查完房如何用肥皂洗手洗听诊器来消毒都跟我说。我离开儿科时，他特意交代了我走上临床需要注意的，以及他个人搞临床的一些经验性知识。那几个实习生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疏远我了，在一起懂得虚心和谦让了，我们之间有了许多的共同话题。

　　从医这么多年来，我经历了许许多多风风雨雨：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有职业的神圣感，也有对职业的抱怨。但我总相信自己有能力把自己的工作干好，而且一直坚持下去。

　　多年了，回想起在儿科实习时那段日子里的人和事，便记录了下来。与其说是我那时候收获的只是一次道歉，还不如说从那时候起我收获了一份做人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