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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马振华老师

　　周武王姓姬，名发，他诛讨暴君商纣，建立了周朝，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周武王的父亲姬昌（即周文王）是商朝的西伯侯，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囚禁在羑里监狱（今河南汤阴县）长达七年。

　　但是姬昌并没有丧失信心，相反地他著易经、揽人才，富国强兵，并且按照姜尚制定的战略“修德以倾商政”。四十多个诸侯国先后归顺于周，这就为武王伐纣积足了本钱。

　　武王继位后，积极进行灭商准备。武王以姜尚为师，负责全国军事；以其弟周公旦为辅，处理国家政务；还任命召公、毕公等人为助手，又营建了新都——镐京。

　　为验证自己的号召力以及各方诸侯是否同心同德，武王率师东进，观兵盟津（今河南孟津）的黄河渡口，会盟各路诸侯。姜太公对天盟誓道：“苍兕苍兕，总尔众蕊，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不期而会的诸侯达八百之众，大家公推武王为盟主，进行了伐纣前的总动员。

　　盟津之会后二年，商朝统治核心严重分裂，商纣王被彻底孤立，伐纣时机成熟。趁商军主力远攻东夷，朝歌城空虚之时，周武王亲率大军，在盟津会合各路诸侯，并联合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少数民族。

　　武王做“泰誓”历数商纣的暴虐，宣布“维共行天罚”的号令。大军从盟津渡黄河，杀奔商都朝歌，与商军战于商都郊外七十里的牧野。

　　商军的主力在外，临时拼凑的兵士多为囚犯、奴隶等罪人，这些人既无斗志又无训练，不少人还临阵倒戈，致使商军全线溃败。纣王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回殷都朝歌，自焚于鹿台。武王用铜钺砍下商纣的头，悬挂在大旗上示众，正式宣告商朝灭亡了。

　　武王占领殷都后，把纣王存在鹿台的钱财和藏在钜桥的粮食发给穷苦的百姓，为忠臣比干的墓加土致敬，还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从而深得民心，万姓悦服。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子孙承继共37帝，享国867载，所以说“八百载，最长久”。

　　拓展：浅析《三字经》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凝聚了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伦理文化。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启蒙教材。而其中《三字经》又是影响最大的'一种，知名度极高，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明代教育家吕坤指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称它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民国时期的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馀字，历举我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1]

　　《三字经》的字数是多少，好像并不是个问题，数一数就知道了，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现在通行本（王相训诂本）是1145字。而文献记载的最古本《三字经》是1050字[2]。而根据现有文献得知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3]，此版本完成刻板印刷当在1572年后。其所据《三字经》版本的印刻时间至少不早于1295年，应在1315年后。它的字数是1086。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它最接近原本，共有1056字。而据有关专家考证，全书总字数为1044字而非现在文献记载的1050字[4]。

　　《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当时未署作者姓名，在明代以前也未引起人们重视，所以到了今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字经》作者之说大致有四种：一是南宋鄞县王应麟撰，二是宋末顺德区适子撰，三是明代南海黎贞撰，四是王应麟初撰、区适子增订、黎贞续成。而其中以王应麟为作者的意见占优势。不过按照钱文忠先生引用顾静先生的意见，应该说是“世传”王应麟所撰。

　　《三字经》为何风靡当时，深得人们喜爱，并且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呢？主要因为：

　　一、内容丰富，知识性强。

　　《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简史。它涵盖面极广，涉及伦理道德规范、经史子集、名物常识、历史次第等，作者运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将中国文化各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许多语句，如“养不教，父之过”，“勤有功，戏无益”等等成为妇孺皆知、世代传诵、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誉为“千古一奇书”。《三字经》全文分为四个部分，全篇内容连贯，第一部分谈教育意义、伦理知识，和基本文化常识，第二部分介绍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典书目和读书的次序。第三部分是简明中国通史，第四部分谈学习要勤奋刻苦。可见《三字经》也是一部教育专著。外国人称它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著作”，因而把它作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入门书。比如：“人之初，性本善”，看起来简单，其实涉及到中国古代一直争论不休的关于人性本质的哲学命题。亦即人性本恶还是本善，抑或有恶有善，这个问题即使是在儒家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三字经》中的许多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如“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等，言简意赅，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特别是其中尤须对关于学习的句子，至今仍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如：“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要求我们读书学习，要有恒心毅力，要边读边思考。只有早把心思都用到学习上，才能真正学好。“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晋朝车胤，把萤火虫放在纱袋里照明读书。孙康则利用积雪的反光来读书。两人虽然家境贫苦，却能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求学。“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狗在夜间会看守家门，鸡在早晨天亮时报晓，人如果不能用心学习，有什么资格称为人呢？“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蚕可以吐丝，蜜蜂可以酿蜜。而人要是不去学习，以自己的知识、技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就还不如还动物。而其中对历史知识的叙述，非常精炼，不到三百字就概括了从伏羲神农到明朝灭亡的廿二史内容，真可谓“袖里通鉴纲目”。

　　二。《三字经》对中国古代的道德思想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与发展。

　　在提到后来为人们所诟病的三纲五常时，它不是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绝对的君权、父权、夫权，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在这里，它提出的是对等的概念，对道德双方同时要求，而不是对单方面的要求，如“君臣义”，它不仅强调“臣则忠”，也强调“君则敬”，其实这是继承孟子的君臣观，孟子不赞成君尊臣卑型的模式，对君臣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君贤臣良型的崭新模式并设定了君臣之间各自的分工和职能范围。他提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6]（《孟子离娄上》），君臣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对等的关系。他甚至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7]（《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所要建构的是一种君臣人格相对平等的关系。《三字经》所吸收的正是孟子这种相对合理的君臣伦理关系。其他如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也是一样，对双方都提出要求，如“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处理社会、家庭、同事、上下级等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三字经》深受喜爱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三字经》每三字一句，句子短小，整齐排列，句式流畅，押韵自然，读来朗朗上口，非常易于儿童的诵读和记忆。并且，它的前后句之间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不过《三字经》中的三字句，往往并不独立表意，而是两句或四句一组，一起表达一个意思，但正因为将六字或十二分为两句或四句，这对孩子记诵大有帮助。《三字经》对句平仄押韵，这种两两相对、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句式，正好体现中国人喜欢对称的思维方式。古人云：“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而根据儿童喜欢大声讽诵学习的特点，《三字经》非常适合儿童可以反复诵读，儿童在诵读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和思想，却能产生奇妙的节奏美感。我国古代一些学者就很重视诵读的作用。梁启超认为：“儿童识字之始，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三字经》就具有了歌谣的特点。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凝聚了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伦理文化。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钱文忠先生甚至提出《三字经》适合全中国人来读。他认为《三字经》里面讲爱、对长辈的尊敬、兄弟之间的友爱、勤奋学习等有普世的价值，永恒的价值。“俄国汉学之父”的俾丘林神父曾称它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认为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重要书籍，并把它列为学习汉文的识字课本。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列入了《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我们数典不能忘祖，如何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启蒙教育文化，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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