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藏本《三字经》研究

韩国藏本《三字经》研究

　　【导读】《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三字经》在古代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韩国藏本《三字经》研究

　　现存《三字经》是一部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加工的童蒙读物，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版本的《三字经》。统系只写到元初的最古版本《三字经》，到底出现在什么时代?作者是谁?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今国内所见内容最古老的版本是清初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其时离元明已经有近四百年，所以这不会是最早的版本，此前肯定有更早的明代版本。只是，国内图书馆一直没有发现。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东邻韩国与日本的图书馆。最近，笔者通过朋友的帮助，从韩国的图书馆找到了多部明版古本《三字经》，这使我们对明朝《三字经》版本演变过程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1]

　　一般的说法，古本《三字经》形成于元初。主要理由是，历史部分谱系有“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一句话。既是南宋人，又看到宋亡元兴，那就是宋遗民。由此可知，《三字经》为宋末元初遗民所作。不过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元代与明代前期人编纂与传播《三字经》的文献记录。现在可见最早的《三字经》传播资料是明代中叶。最早出现《三字经》记录的时代是明正德三年(1508)。山西榆次学者阎朴(1504-1567)“五岁，学谕公(指其父阎大纶)面授《三字经》，俄即成诵”[1]。墓志没有生年资料，据《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阎朴中嘉靖十一年进士时，“年二十九” [2]，则弘治十七年(1504)生。如此，阎朴五岁读《三字经》的精确时间点是正德三年。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出现读《三字经》的记录。正德以后，明朝人读《三字经》的资料，时有发现。甚至，连皇太子也读《三字经》。

　　明代的古本《三字经》刊刻本，初为坊刻本。晚明人萧良有作《蒙养故事》，自序称：“里中熊氏藏有大板《三字经》，……较坊刻多叙元明统系八句，乃知岀于明人，究未知谁作也。”[3]“较坊刻，多叙元明统系八句”，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则最早的《三字经》是一个坊刻本，二则大字本是一个官府刊本，三则最早的《三字经》统系只写到宋。据晚明的太监刘若愚(1584-?)于崇祯十四年(1641)完成的《酌中志》记录的《内府刊刻书目》，其中有“《三字经》一本，二十二叶”[4]。这个内府刊刻，可能即“大板《三字经》”。

　　明中叶出现的古本《三字经》真面目如何?这是笔者比较感兴趣的。这个统系下限只写到宋的《三字经》坊刻本，应是今人所见最古的《三字经》版本。其特点有二，一无作者名，二仅正文。对正文的理解，完全靠阅读者与讲解者的知识结构。古本《三字经》的明中叶刻本，由于中国藏书家的轻视而没有收藏，今天当然找不到，但尚可以从晚明以来的重刻本中找到。笔者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找到了一部韩国京城弘文阁梓行的《三字经》写本，具体刊刻年代不详。弘文阁是著名的朝鲜皇家文化机构，至今仍存。此本《三字经》，只有正文，没有注释。正文作“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经比对，这个版本内容，与今所见《龙头三字经》、《状元三字经》完全相同。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最古版本面貌。以后出现的陈翰《三字经注解》、《增注三字经》、王相《三字经训诂》，当从此版本系统演变而来。18世纪以来，日本有近50个署名“王应麟撰”的《三字经》，多数当属这个古本系统。

　　《三字经》正文过于简洁，阅读对象又是幼童，如此必然要求有注释本。万历后出现带注释的《三字经》版本。玄览堂刊刻的《新刊三字经》是目前最早的一个注释本。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有一部《增注三字经》写本，后署“癸未”年，似即崇祯十六年(1643)，泽堂识。经翻阅，实即《新刊三字经》。《新刊三字经》正文用大字，注释用双行小字，一句一释，注释属训诂性串讲，简明扼要，适合初学者阅读。经比对，此书的注释，不同于今所见各种注释，具有独到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新刊三字经》既没有作者名，也没有注释者名字。

　　韩国所藏的陈翰《三字经注解》，是现存最早一个署注释者名字的版本。《三字经注解》，署名“福建扆城陈翰迅成”，扆城，当为福建福安县的别称。“陈翰迅成”，当即陈翰，字迅成，此书后所附《一止人梓行书目》，有“《三字经注解》，陈迅成”可证。注释中有“大明太祖高皇帝”、“大明为正”，可以肯定陈翰是明人。陈翰注释本初刊于明末，日本永禄五年(1692)出版的《广益书籍目录》列有此书可证。传入日本后，明历四年(1659)，享保十三年(1728)，两次据此刊成《新锲三字经注解》。笔者所见韩国中央图书馆本即1728年本，历史系谱部分作“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惟“考实录”作“考其录”，但注释作“直笔无伪曰实，详述始末曰录”，可见是刊刻之误。如此，正文内容完全与王相《三字经训诂》同。所不同的是，《三字经注解》是简注，而《三字经训诂》是详注。《三字经注解》注释风格近于《新刊三字经》，每句有简明扼要的双行小字注释，自然段落处有中心大意的串讲。如“光于前”，释曰：“前，父祖也。生有诰封，死有敕赠，曰光。”“垂于后”，释曰：“后，子孙也。世官世禄，曰垂。”“此八句言读书功用之大。”不过，注释内容又完全不同于《新刊三字经》，排版格式也不同，每句单独起行。

　　韩国所藏的《新刊三字经》是一个出于古本《三字经》而文字略为不同的古本。韩国忠南大学图书馆所藏《新刊三字经》全文348行，1044字。正文末有“万历岁次丁未年冬，玄览堂梓《新刊三字经》终”一行字，考万历丁未年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这个时间点，离首次出现读《三字经》记录的正德三年(1508)，正好一百年。由于有“新刊”字样，且有注释，可以肯定是一个翻刻本，不是最早的《三字经》版本。玄览堂为明代小书坊，虽一时无法考证出精确地域，但凭感觉应在东南沿海。如此可以肯定，《新刊三字经》是一个坊刻本。只是，我们所见《新刊三字经》，不是万历三十五年原刻本，而是崇祯十六年(1643)重刻本的写本。此书最后有一跋：“右《三字经》及注解，不知何人创述。宋朝人教少儿，始以十九文。此经次之，字句简便。比我国童蒙先习，则教学颇易。略加删改，入梓行布焉。癸未秋，泽堂识校书跋重刻。”据此，今所见写本，是据《新刊三字经》的崇祯十六年刻本而写成，具体的时间不详，应在明末清初。“泽堂”应是朝鲜人。“略加删改”，说明个别文句经过作者的修订。有简单注释，连排。

　　这个版本最值得留意的是，首先，历史部分写到宋末，“炎周兴，受周禅;十八传，胡元混。十七史，全立兹”。国内所见《三字经》均作“南北混”，惟此本作“胡元混”。“胡元”是明朝人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术语。由此可以肯定，明人将“南北混”改成了“胡元混”。

　　其次，与今所见最早古本相比，不仅文字有出入，甚至有段落出入现象。

　　仔细分析一下，古本《三字经》与《新刊三字经》存在以下七方面差异：

　　1、一字之差。“习礼仪”作“习礼义”，“首孝弟”作“首孝悌”，“夫妇顺”作“夫妇别”，“我周公”作“我姬公”，“称盛世”作“称圣世”，“争汉鼎”作“争鼎峙”，“全在兹”作“全立兹”，“若梁颢”作“若梁灏”，“尚勤学”作“尚且学”，“身虽劳”作“身虽贱”，“对大廷”作“对大庭”，“下泽民”作“下泽氓”， 一字之别，似应以后面的《新刊三字经》为是。

　　2、短句顺序不同。“丝与竹”作“与丝竹”，“至玄曾”作“至曾玄”，“群弟子”作“群子弟”，“知终始”作“知是终”，这些应是前后顺序的不同。“是”应作“始”。

　　3、短句不同。“子思笔”作“乃孔伋”，“南北混”作“胡元混”，“犹苦卓”作“愈自力”，“勉而致”作“须知愧”，“人不学”作“人无用”，“宜勉力”作“宜自勗”，也以《新刊三字经》为是。

　　4、典故的不同。“如挂角”作“如凿壁”，“莹八岁”作“昉四岁”。莹指祖莹，昉指任昉，两人皆为南朝才子。如凿壁，说的是西汉匡衡凿壁借光读书故事。似应以《新刊三字经》为是。

　　5、笔误。“师项橐”作“师倾橐”，“有训诰”作“有训诂”，“谢道韫”作“谢道温”，“当效之”作“当効之”，“作正字”作“作正子”，这些应属《新刊三字经》笔误。据《史记》卷七十一《甘罗传》“夫项槖生七岁，为孔子师”。查《四库全书》，只有谢道韫，没有谢道温。

　　6、段落前后顺序的倒置。下面一段，古本《三字经》作：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

　　有为者，亦若是。

　　而《新刊三字经》则作：

　　昉四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温，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须知愧。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由此可知，两段话前后顺序倒置，且少“有为者，亦若是”六字。那么，哪个版本合理呢?从四岁、七岁、二十七、八十二年龄顺序来看，无疑是《新刊三字经》更符合逻辑顺序。在“泌七岁”前插入“莹八岁”，是不合逻辑的。这是《新刊三字经》与国内各版本最大差异所在。今国内所见各种版本《三字经》，均沿袭王相《三字经训诂》格式。

　　7、缺句。古本《三字经》多“唐刘晏，方七岁”，“有为者，亦若是”四句，《新刊三字经》缺此四句。从上面八句成一段落对称规则来看，《新刊三字经》“举神童，作正子”前补上“唐刘晏，方七岁”二句是合适的。查赵南星《三字经注》，已经缺“唐刘晏，方七岁”，说明明版《三字经》普遍缺此二句。“唐刘晏，方七岁”应是清人补上的。这说明，《三字经》的.编纂是一个不断增补与替换的过程。

　　陈翰《三字经注解》与《新刊三字经》，哪个版本更古老?从刊刻时代来说，《新刊三字经》刊于万历三十五年，似早于《三字经注解》，但今天所见为崇祯十六年修订本，内容上已有所变化。从内容来判断，《三字经注解》应早于《新刊三字经》。主要理由是，这个版本的内容，与王相以来的古本《三字经》完全相同。这种相同不会是偶然的，必有其依据所在。《新刊三字经》可以称为古本的变种。要之，两者都是明版古本，分属两种古本风格。

　　《增注三字经》，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这是一个写本，略残。前有朝鲜人艮斋跋：“《三字经》，不知谁人所撰。而其辞略而备，其文练而雅，要非东人所述。而训蒙捷径，莫此之要也。尹明直将以剞劂以惠幼学，为添‘宋五贤’以下四句，以完其篇，以待明直之成其志也。癸酉阳月，艮斋。”末尾有“太岁庚申正月丙寅朔丙寅日郑敬夏谨伏问身数丕□”。“癸酉”“庚申”不知具体年代。与古本《三字经》相比，《增注三字经》正文内容略有增补，“经既明，方读子”前有“宋五贤，传圣贤。明群经，绍周孔”四句，明确说明“自宋五贤至此四句，乃艮斋所补也”。值得重视的是，其注释不同其他版本，有其独到之处。这应是海外学人增补且加注释的本子。

　　至目前为止，明人所见《三字经》，均没有作者。赵南星《教家二书序》明确说“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皆不知谁氏所作”[5]。《新刊三字经》泽堂识语也作：“右《三字经》及注解，不知何人创述。”艮斋《增注三字经》跋也说：“《三字经》，不知谁人所撰。”前面及下面所述几条《三字经》传播资料，也没有作者。《三字经》何以会出现佚名现象?这里要注意的是，《三字经》在今天是受人注目的文化遗产，而在古代中国，则是一部不登大雅之堂的坊刻教科书。当时中国尚处于高雅文化时代，上层士大夫习惯编纂经史类著述，他们控制着古代中国的文化霸权，精英们的作品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至于各类教科书的编纂，一直不登大雅之堂。书坊所刊之童蒙读物，绝大部分是聘请乡村塾师编纂的，所以常常佚名，这应是《三字经》没有署名的直接原因。

　　一般的说法，《三字经》始成于元。如此，元及明代，是《三字经》编纂与传播研究的关键时期。可惜，有关的文献记载过少，留下的问题过多。目前的研究可以肯定几点：《三字经》的编纂时间，应在元及明代前期。初由元初人编纂，后经明人加工成型。《三字经》正式出版于明中叶，至迟在16世纪初之前。时间下限写到元初的古本《三字经》内容，有两大版本系统，即《三字经注释》与《新刊三字经》，两者间既有文字上的出入，更有段落顺序先后的不同。明人文献记录及今天所见各种明版《三字经》，均没有作者。替《三字经》作注与插图，始于万历时期。《三字经》的简洁，为后人注释的发挥，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晚明时代，出现了多种风格的注释本。明代的注释本多为简注，清以后才有详注。增补《三字经》，仿作《三字经》，也始于晚明。现存最早的增补本是赵南星的《三字经注》，最早的仿作本是《释教三字经》。

　　(作者：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文献》2009年第4期)

　　注释：

　　[1] 本文为2008年度浙东文化工程项目《王应麟及其深宁学派研究》阶段成果之一。

　　[1] (明)傅希挚《南京国子监祭酒阎朴墓志》，见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九八，《四库全书》。

　　[2] 收入《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3] 见翟灏《通俗编》卷七《三字经》转引，《丛书集成初编》本。《蒙养故事》单刻本没有传下来，只有清人杨臣诤改编的《龙文鞭影》。今所传《龙文鞭影》，无萧良有自序。

　　[4]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吕毖编校《明宫史》卷五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二(见《四库全书》)，均作“《三字经》，计一本，二十六页”，同为一本，但页码不同，一为22页，一为26页。

　　[5]也见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教家二書序》，崇祯十一年(1638)刊本，《四库禁毁书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