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李白人生的真实写照

　　《蜀道难》:李白人生的真实写照

　　摘要 《蜀道难》写于李白行将离京的天宝三年，它借助蜀道之难寄寓了诗人仕途艰险的感慨和惧祸身退的思想，像一面放大镜和显微镜，揭露了唐王朝现实的黑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是李白人生之路的写照。

　　关键词：李白 《蜀道难》 诗歌 人生

　　一 知人论世，把握主旨

　　李白的《蜀道难》体现了作者的人生之路，作者借助《蜀道难》寄寓了诗人仕途艰险的感慨和惧祸身退的思想。要搞清《蜀道难》的主题思想，首先要确认其写作年代。

　　《蜀道难》首见于《河岳英灵集》，当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是毫无疑问的。诗中有“西当太白有鸟道”一句，查李白行踪(《李白诗论丛》之《李白踪游图》)，只有长安正当太白山之东，此诗作于居长安期间已毋庸置疑。李白自天宝元年到京至天宝三载离去，此诗究竟系于其间哪一年写作?

　　首先，李白自言：“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对酒忆贺监诗序》)其中未提及《蜀道难》。

　　其次，李白研究的最早资料《李公新墓碑》、《草堂集序》所载李、贺交往也未提到《蜀道难》。《李公新墓碑》是李白好友范纶之子范传正所作，范传正又亲得李白之子伯禽“手疏”;《草堂集序》乃李白族叔李阳冰所撰，李白尚还在世。范碑李序所载应为翔实。

　　其三，李白《别内赴征》诗说：“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知他是从东而来，并非“自西蜀入京”。

　　其四，李白二十五岁时所撰《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李翰林集序》)。此次入京又是玄宗三诏乃至，可见并非“名未甚振”。《唐摭言》所记谬误多也。

　　关于李白之死，《唐摭言》说：“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而《草堂集序》说李白是因病而死。前者显然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因此，有人说《唐摭言》是“稗官野史”，不足为凭，是不无道理的。

　　考察李白其人及其在长安的活动，我们认为：《蜀道难》应作于天宝三载，李白行将离京之时。要认识这点，就要了解李白的思想及其在长安的遭遇。

　　李白在政治上怀有“济苍生、安社稷”，“兼善天下”的伟大抱负，对当时一般士人趋之若鹜的科举入仕不屑一顾。而希冀像先秦策士那样一举而致卿相，到皇帝身边“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代寿山答孟少府书》)。一言以蔽之，他要大有作为，功成隐退。

　　天宝元年，在吴筠的荐举下，玄宗诏李白进京。他以为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踌躇满志，溢于言表。初入京，“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李公新墓碑》)。皇帝的恩庞是何等的殊荣!李白积极参政，曾起草《答蕃书》，申述己见，也曾作诗讽谏，以表忠诚，如：《赠溧阳宋少府陟》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书情赠蔡舍人雄》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此时的李白跃跃欲试，何等快活!决不会发出“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的悲叹。

　　然而，这时玄宗已逐渐由励精图治的明君变成荒淫昏聩的享乐天子。据《资治通鉴》载：天宝三载，他曾说：“朕不出长安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李林甫何许人也?《资治通鉴》说他“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请看《资治通鉴》所载：

　　天宝元年：上又尝问林甫以“严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是为绛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损之，谕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挺之从之，林甫以其奏上云：“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医药。”上叹跎久之……

　　严挺之升官不成反遭贬谪。

　　天宝二年：上以右赞善大夫杨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时李林甫带专权，公卿之进，有不出其门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辞，不敢受。

　　后，杨慎矜屈附了他，才得以升迁。

　　这些奸坏之事，都是荦荦大者，李白岂能不知?李白由一个傲岸不羁的布衣，一跃成为玄宗的文学侍从，名振京师，“尤忌文学之士”的李林甫岂能等闲视之?史书虽无明确记载李林甫如何加害李白的，但从李白诗中可见他对李林甫是有深刻认识的。在《古风》(五十三)中借历史人物抨击奸相“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这不正适合李林甫吗?

　　李白积极参政的姿态，清高自负的性格，必然遭到权贵的忌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自不必说，高力士的诬陷，杨贵妃的谗言，附马张 的诽谤，史书皆有记载。使他深感“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李白供奉翰林后期所作《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的心情和处境。这时的玄宗，用贤思想日渐淡漠，对他也日渐疏远。“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可见，李白既不会“金距 膏学斗鸡”来讨好玄宗，更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以求升迁。在这黑暗的现实里，李白的'政治热情泯灭了，讨人的灵感却如火山喷发，他相继写下了《行路难》、《蜀道难》、《远别离》、《古风》等“奇之又奇”的不朽诗篇。在《行路难》中，他以历史上曾怀才不遇的冯 、韩信、贾谊自嘲，以功成不退酿成悲剧的伍员、屈原、李斯、陆机自戒，悲愤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决计退身远害，离开长安。这与他“功成身退”的初衷已不能同日而语了。如果说他在《行路难》里是借历史人物比喻自己人生道路的坎坷，而《蜀道难》则是借蜀道进一步抒发自己在坎坷世途艰难跋涉的感受，它们是同一时期、同一心境下写出的姊妹篇。

　　二 托物寄兴，依文推意

　　上面我们探讨了《蜀道难》的写作年代、作者背景，下面从诗的内部看看李白是怎样托物寄兴的：“嘻吁噫!危乎高哉!”一开始即以惊愕、惶恐的感叹引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旋律;接着从历史的角度——蚕丛、鱼凫的开国，五丁开山的壮举——追溯了蜀道开辟之难;而后以青泥岭为中心，用极度的夸张描写了盘旋高峻的蜀道，并以行人的感受加以烘托。至此，再次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旋律。继而，作者的神来之笔落到由秦入蜀最后的关隘——剑阁，先化用了张载《剑阁铭》中“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诗句描写关隘之险要，既而因之联想到蜀地“虎蛇”横行的历史状况作为衬托。第三次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旋律后，以“侧身西望长咨嗟”的形象描写作结，与开首的感叹遥相呼应。

　　全诗感情充沛，脉络分明，对蜀道之难的一咏三叹中突出了一个“高”、一个“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扪参历井仰胁息”、“畏途 岩不可攀”、“连峰去天不盈尺”……真是“危乎高哉”，怎不“使人听此凋朱颜”?这种危言耸听的夸张，寄托了他对政治上居高身危的感慨。李白由一个民间布衣变成宫廷侍从，虽在政治上并没什么权力，但确实攀上了令人瞩目的社会宝塔最高层。他从历代统治集团藏弓烹狗、互相杀戳的历史联想到现实，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宝塔尖犹如火山顶，随时都有可能被颠覆!蜀道高危——居高身危，这就是李白西游长安的体会之一。

　　“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 ， 崖转石万壑雷”，“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其险也如此”，怎不使人嗟叹惊诧?作者极力渲染剑门关之险要，实际暗喻朝中的显要官位已被奸相李林甫之流所把持，仕途无望。李白最恩宠于玄宗，但始终没有得到他所向往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实位。前述天宝初年严挺之、杨慎矜、裴宽的遭遇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后史实也证实了李白的预言。《鉴通》载，天宝六载，李林甫把持科考大权，使天下应试者无一及第，连杜甫、元结都落第而还，事后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这不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妙注解吗?当然，诗是经过高度概括的，不能把“一夫”确指为李林甫，但参照其后作的《梁甫吟》中 “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可见以路途比仕途、以关隘比求仕者必须疏通的高官要职是十分清楚的。“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意即把持朝政的大臣若非忠君直至之士，则必化为“磨牙吮血”的豺狼。这在《远别离》中表现得更为直露：“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些忧心忡忡的告诫，把诗人对唐王朝亦恨亦爱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仕途艰险，居高身危，诗人将何去何从?“行路难，归去来!”《蜀道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复述这一观点：

　　其一，“问君西游何时还”一句，实际是作者反省自问。由秦入蜀可谓“西游”，但从李白赴京前所作《别内赴任》诗句中“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可知，“西游”不正是指这次“西行”吗?

　　其二，“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实际是作者叹本不应当西游长安。

　　其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更清楚地点明本意。有人从谐音角度证实“锦城”不指成都而指长安，其实“锦城”是明指蜀都，实指长安。唐诗中以汉代唐的例子比比皆是，《红楼梦》明写金陵实指北京，不都是使用了这种障眼法吗?《蜀道难》的作者李白本意之所以如此扑朔迷离，令人费解，由此可见一斑。

　　三 天性使然，不宜拔高

　　李白一生自负才华，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和浪漫情怀的诗人。在那个历代读书人都以安邦定国为己任的时代，他的理想和抱负比谁都大，但是，从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唐明皇调汤、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这些浪漫之事来看，李白在政治方面显得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这样的一个人物，纵然激情满怀，纵然志比天高，又如何能够像有些论者指出的《蜀道难》表现的是李白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忧?

　　不错，公元755年，也就是李白离京之后，爆发了让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乱”，但这能不能证明李白早在写《蜀道难》时就具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呢?我看未必，这从李白最终的结局就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国家的危难，人民的困苦，的确让诗人寝食难安，很想重新出山，干一番大事业。这时，正好永王以抗敌平叛为号召率师东下，并邀请李白出谋划策，缺乏深远的政治眼光的李白，并没有看出永王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最终夺权的企图，欣然接受了邀请。最后随着永王的被灭，他也成了“叛党”，被判流放夜郎，后来遇赦，但生活贫困，不久就病逝于安徽当涂。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天才、政治上的弱视，你能说他在《蜀道难》中表现的只是对国家的忧虑，而不是对自己人生的写照吗?

　　简而言之，《蜀道难》写于李白行将离京的天宝三年，它借助蜀道之难寄寓了诗人仕途艰险的感慨和惧祸身退的思想，像一面放大镜和显微镜揭露了唐王朝现实的黑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是李白人生之路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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