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繁复主题后的干谒目的

　　《蜀道难》:繁复主题后的干谒目的

　　《蜀道难》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天宝(公元742年～公元756年)初年。这首诗李白袭用了乐府古题，其主题众说纷纭，今人归纳了下面几种，可信度都值得商榷：

　　(1)忧杜说。据李白年谱考证，李杜相识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洛阳，而此时李白已赐金放还，《蜀道难》成诗于他们相识之前。(2)刺琼说。此说也缺乏根据，章仇兼琼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至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期间曾任剑南节度使，是个善于媚上取宠的人，并没有反叛中央朝廷的行径，更有极度想入京做官的念头。(3)讽喻说。这种臆测也难以服人，玄宗避乱入蜀那是李白成诗后将近十年以后的事了，李白还没有到这种先知先觉的程度;还有说模仿杜甫的《北征》更为牵强，这不符合李白的一贯个性。(4)劝谏说。细细考察一下，我们会发现，李白是一个长于诗才、短于政事，更是一个拙于政治的人，否则，也不会有晚年的急不可耐、不辨青红皂白地投到李帐下当幕僚的事了，如果说“著其戒”成立，那也非李白首说，而是前人本题成说的延续。(5) 送别说。此说在诗中就显矛盾，梳理一下《蜀道难》内容发现：“远道之人胡为乎来”与“不如早还家”并非指向同一人，因为这里友人还没有上路，那里怎么就可以对他说“不如早还家”，而且据李白年谱中记载，送友人王炎那也是此作之后的事了。(6)仕途说。此说虽然符合诗人当时的人生行状。但主旨似有单薄瘦弱之感。(7)即事说。此说虽见解符合题旨，但思想过于狭窄单一，也不合这种古题一贯的风格，如刘孝威、阴铿的《蜀道难》。(8)咏叹说。此说虽属正解，但难免有附会拔高之嫌，暗逆了诗人当时的人生际遇。

　　其实，这首诗表面上写蜀道艰险，实际上是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求仕中多舛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其本质上是诗人借这首诗有目的地向贺知章进献的干谒诗。其理由如下：

　　1.唐继隋进行科举取士，实际上却是科举与荐举并存。荐举主要发生在省试中，一些权贵或文坛巨公往往于科考前对某举子加以揄扬甚或向主考官保荐，从而人为地促成其中举。这样做，一方面培植党羽，增强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奖掖后进，使自己获得“伯乐”的美名，甚至皇帝也有过向主考官荐人的事。朝廷既开荐举之路，士子因而也就必行千谒之事。为了仕进，士人们纷纷干谒，高适曾有“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之举，文人也就“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日 ‘精切’”。

　　李白是个功名心极强的人，有着强烈的“安社稷”“济苍生”的儒家用世思想。但李白既看不起“死章句，废清议”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历抵卿相”，和其他边走科举边行干谒的人如朱庆余、孟浩然等很不同。因此，在李白的诗文中他极度仰慕80岁在渭水边上遇文王、90岁封为齐侯、建立了不朽功业的姜子牙，仰慕筑过墙、后来建立伟大功勋的傅说，仰慕隐于高阳酒肆、后来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刘邦取得72座城池的郦食其，仰慕鲁仲连、宁戚、范蠡、苏秦等人。

　　2.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写过干谒诗文最多、干谒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至少有近四十年的干谒历史。“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开元十三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游江陵，泛洞庭，登庐山，下扬州，后留住湖北安陆。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又以安陆为中心，西入长安，东游梁宋、齐鲁。他曾隐逸学道，想走终南捷径以出仕。曾投赠诗文，不惜屈尊干谒地方长官，希望得到引荐：在岷山，李白干谒过广汉太守;在成都，他干谒过益州长史苏颈;在蜀中，他干谒过渝州长史李邕;在安州，他干谒过都督马正会、长史李京之、裴长史等;在襄阳，他干谒过荆州长史韩朝宗。李白还向唐玄宗进献了《明堂赋》，干谒过玉真公主和秘书监贺知章等等。期待着有朝一日“乘舟梦日边”。从二十四岁即决心“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明时”，到中年时的“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再到老年时的“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李白在干谒之事上是积极主动的，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自主自觉的行为。故此，初到长安的.李白，自然会向当时的文坛领袖、政坛元老贺知章干谒的。

　　3.唐末王定保《唐摭言》第七卷记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日：‘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再从诗中看，亦可证明此说可靠：首先，诗中写蜀道，先提太白山，次说青泥岭，再说剑阁，最后说到锦城即成都，这些都是由长安入蜀的必经之地，而且排列得如此有序，绝非偶然。其次，诗中又多次出现“西”字，如“西当太白”“问君西游”“侧身西望”等，如果诗人当时不在长安，大概就不会这么说了。而且，据李白年谱考证，李白出蜀是沿长江三峡路线，以后终生未回蜀，故此，《蜀道难》是他依据前人诗篇或其他资料虚构而成的，并非亲身经历的有感而发，而是为“干谒”量身定造的。

　　唐朝孟棨《本事诗》中也有佐证：(贺知章)读未尽，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问日。《新唐书・李白传》也有记述：贺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从目的到过程再到结果看，这首诗是李白一生许多首干谒诗文中最为成功的一篇。

　　4.唐代诗人多用《蜀道难》《行路难》《拟行路难》来表现自己的人生仕途的艰难。《蜀道难》里，李白用蒙太奇式的手法串起一组组镜头：那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图画，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飞湍、瀑流、悬崖、转石带来的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地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由远及近，由静到动，由慢变快，目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排山倒海之势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摹，达到想落天外的地步。诗人正是以蜀道之难喻人生仕途之难来唤起贺知章的情感共鸣。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李白在长安的三年情状，也许能窥李白干谒最终不成功的原因了。

　　玄宗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李白四十二岁。四月，游泰山。夏，与子女一道至南陵(今安徽省南陵县)，欲游越中。玄宗征召入京，返南陵。秋，赴长安。与太子宾客相遇，贺以“谪仙人”称之，复推荐于朝廷，得玄宗优遇，命为翰林院供奉。

　　天宝二年，癸未(公元743年)，七月，武昭王(出身于皇族的李白的先祖)的孙子准隶于宗正寺(登记具有皇族身份的机关)编入皇族户籍管理。李白待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天宝三年，甲申(公元744年)，正月，贺知章请度为道士，玄宗许其还乡中。李白四十四岁。春正月，送贺知章归越。三月，自知不为朝廷所用，上书请还山。赐金，离长安而去。初夏，与杜甫识于洛阳。

　　皇帝的征召、皇族血统的归认、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荐举是他人生最好的机遇期，玄宗将他放在翰林院待诏也正是考察他的关键时期。李白一没通过科考，二没有任何执政的经历和经验，三又拿不出像样的治国方略，这就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是个合格的官员。翰林供奉虽不是正式官职且没有实权，但在这个职位上可以较快地熟悉朝廷的大政方针，了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研究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等等，为今后走上高一级的官职奠定基础。然而他恃才自傲、言行无束、放浪不羁的个性不仅说明他为人处事的单纯，更展现他政治上的幼稚和低能。

　　要之，社会时代背景的映射，诗人身世经历、性格特质、价值追求及其审美取向的差异，都决定了作品的情感和主旨各有其特点。只有“论其世，知其人”，才能对作品作出准确的理解，才能把握诗歌的主旨，进而能体会诗人的复杂情感。故此，通过世、诗与人的微观体察，我认为，《蜀道难》是一首隐于复杂主题后的干谒诗――不知方家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