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难》主题赏析

　　蜀道难主题赏析(一)

　　《蜀道难》是李白的名作，但是对于其作意和主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本世纪初以来，李白研究学者或沿用旧说，或对旧说加以补证，或对旧说提出商榷、自立新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玄宗幸蜀说 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持此说，该文假定《远别离》不是天宝初年后作，是咏幸蜀，那么《蜀道难》也可类推了。二诗大约在玄宗出长安后作。"李白起初听见谣言说明皇生死未卜，才作了远别离。忽然得了确实消息，才知道他是去四川，大吃一惊的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下又说一大篇咨嗟太息愁眉不展的话，都是抱怨唐明皇千错万错，不应该去四川。"王瑶在其《李白》中也认为："孟棨《本事诗》记载贺知章曾经见过这诗，但这传说亦不可信;它开头就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而李白并不是由蜀中至长安的。"" 和李白生平和思想联系起来看，应以萧说为是。"俞平伯的《〈蜀道难〉说》也同样认为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最可信。他认为《河岳英灵集》殷璠序说"此集起甲寅，终癸巳"不可靠。书名既为"河岳英灵"，所收当是已逝的作家，云"终癸巳"，其时太白尚在，离他卒年宝应元年，相距甚远。今本《河岳英灵集》是否殷氏之旧，或有出后人附益处固不可知。此说后来附议者寥寥。

　　送友人入蜀 詹锳的《李白蜀道难本事说》认为，《蜀道难》和《剑阁赋》、《送友人入蜀》"俱是先后之作"，"当在天宝初间，时太白方在长安未久，尚未得志。"《蜀道难》，敦煌写本诗选残诗作《古蜀道难》，则其本为规模古调当可想见。阴铿《蜀道难》云："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所以其旨意当是劝告友人，谓功名不可求。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一文，据《河岳英灵集》的编辑年代，推断《蜀道难》的作年至迟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前，证明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不可信，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之作，采用乐府旧题，描绘蜀地道途艰险和环境险恶，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

　　咏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 樊兴在其《〈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中认为，《蜀道难》是天宝元年李白刚到长安时所作，它主要是歌颂了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后来王启兴的《〈蜀道难〉新探质疑》也认为《蜀道难》是借乐府旧题极写雄峻奇险的蜀中山川。康怀远的《〈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的作品》则认为《蜀道难》作于蜀地，是李白青年时代的代表作，重点是表现"蜀地之险"，别无寄托。乔象钟的《李白〈蜀道难〉补议》认为，从前人的文学作品看，咏叹蜀道难者，远不及歌颂锦城乐者更为热烈;而蜀道，在蜀人的眼中，又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道路，李白作此诗就是对这条奇光异彩道路的描述。

　　仕途坎坷 郁贤皓在其《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中认为开元十八年，李白初入长安见贺知章，写《蜀道难》寓功业难成之意。稍后安旗撰专文《〈蜀道难〉新探》，明确提出此说。她认为，《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间，是李白首次入长安困顿蹭蹬失意之作，是作者经历一番大幻灭以后谱出的血泪交织的乐章，因而它是对唐王朝的阴暗面的揭发和批判，认为从李白惯用的艺术手法看，《蜀道难》用比兴手法，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现实黑暗的愤郁。她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蜀道难〉求是》、《〈蜀道难〉新笺》、《我读〈蜀道难〉》等文章，继续申述其对《蜀道难》寓意为仕途坎坷的说法。另外，柯昌贵的《说〈蜀道难〉的主题》也持此说。

　　隐喻黑暗现实 姜光斗、顾启的《〈蜀道难〉作年与主题思想质疑》一文，认为该诗的主题应是隐喻玄宗后期李林甫专权时政治黑暗、仕途艰险的社会现实。黄东黎的《〈蜀道难〉新辨》认为，《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当在天宝元年十一月至天宝二年三月间。是李白奉诏进京初的作品。它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前夜，通过极力描写蜀道的艰险，深刻地揭示出盛唐时代的社会矛盾，表达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钟元凯的《〈蜀道难〉――天宝治乱转关的缩影》。

　　多重寓意说 袁宗一的《略论〈蜀道难〉之有无寄托》则认为《蜀道难》作于天宝三载春，李白"济苍生、安社稷"的仕宦之途失败后，借友人入蜀之机，描写入蜀途中的险阻，抒发理想幻灭的痛苦，怀才不遇的悲哀，备受屈辱的愤懑，以及当时社会阴暗面所引起的种种思想感情。

　　蜀道难主题赏析(二)

　　本诗主题历来见仁见智。我以为《蜀道难》为李白“托物寄意之作”，他是借咏叹蜀道的高峻与艰险，表达仕途艰险难行之意。诗人运用象征手法，借咏叹蜀道之“高”之“险”之“难”，以感叹仕途之“高”之“险”之“难”。

　　首先，看诗歌脉络。叶圣陶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把握文脉，才能披文入情，把握作品的主题。从诗歌文本来看，除了描述蜀道的“高”、“险”和剑阁的“峥嵘”和“崔嵬”的文字之外，我们不难发现《蜀道难》有一条明显的情感路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侧身西望长咨嗟!”其中贯穿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诗歌的主旋律。在这里，“君”是谁，“远道之人”是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侧身西望常咨嗟”又是谁的感慨，这些都应该明确。我以为，发出感慨的是诗人自己，而这里的“君”和“远道之人”也都应视为诗人自己，是诗人站在客体的角度表达他对自己的拷问和关切。这种处理应是诗人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巧思。正如苏轼的`《赤壁赋》，作品的主线是作者与“客”的问答，其中的“客”尽管可视为苏轼夜游赤壁的同伴，但从艺术的角度看，把“客”视为另一个苏轼似乎更为合理，也就是说，作品的主线实际是两个苏轼的思想交锋，是东坡先生的自问自答，自我说服，自我宽解。同样，对于《蜀道难》里的“君”，我们也不宜坐实说他就是李白的某个朋友，换句话说，《蜀道难》也应是两个李白的内心交锋。

　　其次看写作时间。本诗写作时间说法不一，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是作于天宝(742-755年)初年(教材也采纳此说)，但据唐人记载以及“两入长安”的说法，本诗应是作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

　　唐人孟棨所著《本事诗》中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唐人王定保的《摭言》中也说，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王定保和孟棨都是晚唐人，他们的记述应当可信。由此可见，《蜀道难》应作于李白与贺知章见面之前，即唐开元年间【天宝元年(742年)之前】。

　　又据今人马俊子《初探李白的生平》：“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专家们认为这是上世纪研究李白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由于此发现，人们对李白的许多重要诗篇，便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八十年代(20世纪)以来，对李白入长安的研究，主要是巩固‘两入长安’说，有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说。到目前为止，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长安的总体面貌已较为完整清晰，多数诗歌的年系也已初步确定。”马俊子的这个说法，使得《蜀道难》“借咏蜀道难以慨叹仕途难”的主题一说有了新的支撑。也就是说，天宝元年再入长安，是李白力图朝廷进用的又一次尝试，而《蜀道难》正是李白第一次入长安希望受到朝廷重用而又内心不免忐忑的内心表露。

　　总之，无论从诗歌本身情感内容，还是从诗歌的写作背景来看，《蜀道难》应该是托物寄意之作。

　　拓展阅读

　　创作背景：

　　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多《蜀道难》 有猜测，主要有四种说法：甲、此诗系为房琯、杜甫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免遭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毒手;乙、此诗是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丙、此诗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丁，此诗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璠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由此可知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房(琯)、杜甫也都还未入川，所以，甲、乙两说显然错误。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一直理想去长安做官。相对而言，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客观，接近于作品实际。

　　一般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李白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一年至天宝三年)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避免遭到嫉妒小人不测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