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岭南写的诗词

　　【拓展延伸】

　　苏轼与岭南文化

　　1、 讲学明道，普及教化。

　　赵宋文化以文官制度为基础。肇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就这一制度本身来说，除了为历代王朝造就一批又一批的官僚外，更重要的，它还造就了一个经由科举教育培养出来的士人阶层或者说文化阶层，并在此制度框架下对整个士人阶层的思想、价值观、知识结构发生着塑造作用。而苏轼正是这种文化培育出的一代杰出人物之一。因此他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了讲学明道，普及教化。

　　他曾考察过儋州的办学情况，在儋守张中的支持下，会同海南后学，捐钱作屋，名之曰“载酒堂”，作为文化传播的驿站。他热心培养后学，许多学子也不惧政治迫害，浪大风急，路途艰险从他学习。

　　2、 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

　　苏轼还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生活经验带到了岭南。他把中原的先进农具秧马介绍到了岭南。广州近海，饮水咸苦，他同道士邓守安一起积极张罗将蒲涧山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城，解决了市民饮水困难。儋州百姓以溪水做饭，很不卫生，他知道人们挖井，饮用井水，等等。

　　作为杰出文学家、书画家和学者的苏轼，在被贬岭南之前早已声名远播，其诗文不仅在中原一带广泛传诵，而且在高丽、辽国等地也拥有众多读者，对北宋制下的岭南的影响自不待言。

　　3、 移易民俗中落后的部分。

　　对岭南文化习俗的落后部分，苏轼尽力劝说以官吏、儒生、僧道等为代表的地方文化阶层加以改易，积极倡导先进文明的民风。

　　海南人烟稀少，气候炎热，人们获取食物相对容易，长期以来形成了重渔猎，喜经商，轻农业的民风。苏轼《和陶劝农》诗序云：“海南多荒亩，俗以贸易为业，……。予既哀之，乃和陶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他认为汉族人能做的事，黎族人也能做。

　　海南人极端重男轻女，让女子像奴隶一样劳作，男子在家坐享其成，致使许多家庭让女子长期服役，年纪很大了仍不给找婆家。苏轼曾对此咨嗟再三，力求移风易俗，虽一时未能改变这一顽固的习俗，但他的努力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后来这一陋俗逐步被人们抛弃了。 岭南巫风极盛，当地人信巫不信医。其文《书柳子厚牛赋后》云：“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哀哉！”苏轼通晓医术，一方面治病救人，一方面劝导他们改变观念。

　　岭南有着深厚的苗蛮文化的根基和完整的民族文化传统。苏轼的人生思想以儒立身，以佛治心，以道养生，可以说是将中原地区各类代表文化很协调地杂糅于一身。他身上原有的文化在长期的岭南生活中得到了新的洗礼和碰撞，从而成就了他旷达的性格和臻于圆熟的“处穷之道”。

　　同时岭南对苏轼有着深刻的影响。

　　1、 岭南奇丽多姿的风光唤起了苏轼对大自然的回归和对性命义利的思考。

　　苏轼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正式到达惠州，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启程赴儋州，在惠时间是两年又七个多月。在这里，他有过艰难的处境和困窘的生活。然而，这里的秀美风光以及其时他与王朝云风流缱绻的爱情、与友朋的诗酒唱和、种药浇蔬的赋闲生活，使惠州谪居期间成为他生活最丰富、思想感情最复杂的时期。林语堂先生更在《苏东坡传》中把苏轼谪居惠州的一段时光名之为“仙居”。

　　2、 岭南淳朴的民风，使苏轼受到熏染，开始了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岭南人淳朴爽朗，胸无城府，充满着自然的率真和生性本能的张扬，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老人孩童、青年男女都生活在自身的协调安适中。苏轼在厄运中仍能坚定人生信念，正是因为他在岭南文化的濡染下，不再把功名利禄看作作高的人生价值，而把内在的功业，即心灵感受和精神自由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准绳。由此，其人生观、价值观进入了新的境界。

　　3、 坦然面对困厄的“处穷之道”的圆熟。

　　岭南时期是苏轼人生的最低谷。已近花甲之年的他，遭此厄运，大有日暮途穷的悲凉。但是，也是在这个时期，在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融合碰撞中，他的“处穷之道”臻至圆熟，为他赢得了“善处穷”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