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苏轼的文化性格

　　苏轼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性格极其丰富的文人之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迦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是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酥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苏轼曾对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不是好人。”(《苏东坡传》译者序)

　　一、苏轼文化性格形成的多元性

　　1.目前研究的主要观点认为,苏轼对人生价值的取向是多元化的。

　　20世纪60年代通常的看法是:苏轼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杂”,他所倡导的蜀学就是佛、道、儒三家的大杂烩。……大致以“外儒内道”(《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的形式把二者统一起来。

　　近来较为普通的看法是: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与大量的政治、史论和有为而作的诗歌,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到后期尽管还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但已参入大量佛道思想,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

　　2.丰富的内涵,多元化的人生价值取向在苏轼文学创作中得到全面的反映。

　　从苏诗中人生感悟足可见其思想是积极用世与消极遁世的矛盾体,作家主体认知能力与传播能力的构建,必然要在其作品中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容易理解而又极不容易说透的问题。

　　虽然苏诗以透辟、爽利、明快见称,与唐诗蕴籍、含蓄、温润的风韵不同。朱熹说苏轼:“一滚说尽无余意。”(《朱子语类》)刘熙载说:“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但很多方面却表现出复杂和多样的思想”(《艺概》)。《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前两联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抓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里用精妙的比喻,从大处入题,引出人生行迹的不定感。刚步入官场,就产生了深刻的人生遐想。《白步洪》“我生乘化月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倍荆棘埋铜驼。……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吾何”。写奇景,写感悟,写对人生的广漠无垠沉思。阐述光阴似箭,人生匆促,时过境迁,宇宙变换无穷的哲理,引发人深思;不解其谜,只说要主观心灵不僵化,不以物迁而旷然自处,无所不适。在咏唱友人刘敞收藏古器的诗中:“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但当对石饮,万事付等闲。”(苏轼《次韵刘京北》)将庞大的人生体系,以行程入笔,展示有得有失,忧乐循环的道理。在一首与友人酬唱的次韵诗中更显进一步拓宽,延深。“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欢。……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苏东坡全集》)综其一生,病痛、欢乐、悲忧循环往复,在所难免,事过境迁,变化无常,均可一笑了之。与他早年所咏:“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的感叹有所不同。再到写《送参廖师》时日益成熟,已借用禅理发挥了深湛的诗趣:“欲令诗语妙,无厌空旦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复众好,中有至味永。”要以空旷宁静的心态,观察和捕捉生动的意象,各种景观。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需要超拔闹市自我反思,如此方能写出含纳多种情趣,蕴寓深厚内涵,充盈无穷韵味的`诗篇。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们不难以从中体会其感慨与无奈,然而同时也能读出这种感慨背后的自负与自豪。可以说一生浮沉,仕历变迁,个人际遇的苏轼自有他非同一般的功业观,也自有其一套独特的人格价值思想体系。正是如此才形成不为外物所动的遗世独立的人格,却又并未陷入宗教的虚无,以其敏感的禀赋,高雅的情愫,催发了他深刻的思想感悟:“微生偶脱风波池,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潜道根深。”

　　3.儒释道内涵的人格魅力。

　　苏轼的思想复杂,受到佛释道的诱发并超脱。儒家以入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兼穷独”,“用行舍藏”作为必要的补充;佛家出世,道家循世的基本精神,则又与儒家的“穷独”相通。我们难免要探究他的人格魅力的形成,究竟受哪一家影响最大。而他却是在一生的激荡融合,成为文化性格的基柱,天真淳朴,终身不渝。他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中,提炼出自己的人生观。一个人的生命和无垠的永恒相比,虽然是那样的短暂。但生命本身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他无论是为臣子,还是为父兄,为丈夫,都以儒家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个纯粹的道家。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处顺境时不骄惰逸乐,在逆境中能随遇而安,用乐观,洒脱的态度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因此,他得以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使他的坎坷境遇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并体现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同时他自身的环境和生活经历又是其形成的主要来源。首先是西蜀乡土之恋的文化背景,其次是他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他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既经顺境,又历逆境。但并没有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在吸取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一条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使得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亦庄亦谐,大巧若拙。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撞击,制约而实现互补互融的。他的经历济世的淑世精神和贯穿一生的退归故土的乡恋之情,对刚直坚毅的人格力量的追求和自由不羁的个人主体价值的珍贵,都奇妙地统一在他身上。

　　4.苏轼的艺术创作是其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他形象的流露与表达。

　　因为思想是对创作主体的哲学政治观念,情感心理意绪,性格气质特征等的高度抽象和精当描述,是各种精神现象的综合与融汇。他的形成,规定和影响到创作主体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甚至是文化性格。苏轼复杂、兼言的思想,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直接导致他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多元;人生阅历的丰富,又厚重了性格的内涵。他的作品最动人之处在于展现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的真实人生,传达了他深邃的人生感悟,秉承了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刻影响,承受了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更使得他站在更高的高度和全新的视角,形成自己丰富、深刻和全面的文化性格和自我设计。

　　二、苏轼文化性格的表达

　　1.旷达

　　苏轼的思想核心使得他的性格核心是旷达。真率中的旷达。他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原因,却是一场性格悲剧。他的旷达使得他心中无所挂,胸怀坦荡,虽多遭不运,而乐观情怀不变。王水照先生说:“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5]《送任亻及通到黄州兼寄兄子父》:“吾州之家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到了“乌台诗案”由“少年盛壮”(《中国文学史》游国恩)增加了傲世,抗世的成份。《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又说“我本不达世,而世与我殊”[5]。尽管他在仕途上迭经逆境,坎坷困顿,但他总能“矫首独傲世,委必还乐天”。始终保持一种傲视磨难的旷达襟怀。《过大庾岑》:“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惟我独还正。”在岭南,受诬陷又恬然自足地说:“天人同一梦,仙凡无两录,陋帮真可老,生理亦粗足。[《苏东坡》]”又说“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处境不佳,乐观依然。写在惠州欲登临高亭,感到“足力疲乏”难以如愿,忽而恍自悟,“此间有甚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苏轼在对应主客,物我,得失,顺逆等关系,惯于适应机遇,竭尽努力,以我役物,而不为物役,且能傲视磨难,淡漠得失。在逆境中,豁达开朗,随遇而安,泰然自处,无往不乐的旷达,彰显其文化性格。

　　2.谐趣

　　《独醒杂志》卷五,“东坡多雅谑。他的谐趣是在人生中淡化苦难意义,用解嘲来摆脱困苦,以轻松化解悲哀,以平衡来润滑其心灵。

　　《纵笔》:“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表达他对在海南受迫害的蔑视。有时又是自然率真的本性。他从来不收敛自己的幽默才能。他那充满机智的对话让禅宗大师也难于应对,后人专门整理了一本《东坡志林》。就连写山水也有意识,亦曲曲传出:“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两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苏轼诗集》卷九,《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他在黄州过得是神仙般的生活。对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月一酒都倾注,倾心甚至迷恋。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之间的“黄泥板”上,他喝醉之后,谱出《黄泥板词》,“朝爆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臾之我娱。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堰。草为首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晏。纷坠露以湿衣兮,其素月之团团。惑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于是极然而起,起而歌日: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胖。归来归来黄泥不可以久病”。苏轼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渐渐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使其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尖锐、疾狂、愤怒,而却用一种感动、温暖、诙谐,以至自我解嘲、自我调整的笔触,以幽默谐趣这种特有的风格抵御人生逆境的不公,以排遣、化解人生路上的挫折、失败、忧愁和痛苦,他的这种谐趣是“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在他所作的许多随笔杂记,超越了道德、功利、目的,“味最淡”,却最真,也成了人们最为喜爱真情传诵的永世之作。一篇写两个乞丐的故事的随笔:“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他不愧是一个幽默大师。《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他在岭南的蛮荒之地,却采撷生活中美好事物和生动细节作“幽默观”,从而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境和足够的体力来航渡人生的苦海,以达到心灵情绪的稳定和灵魂之气的发放,使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让心灵净静,跳动纯真自然。

　　3.圆通

　　这是苏轼艺术人生的枢纽。充分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格,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是他人生思考的落脚点。

　　《独觉》:“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说“独觉”,暗指禅机,禅悟,一语双关。即一个人只有达到悟,那么对于人生的凄苦凄风也就能安之若素,恬然自处。他将诗入禅,又是禅入诗。将禅宗的思维反之“借禅以为诙”,戏谑人生,圆润生活。人生不必过分执着,应该向往一种“何时杖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的终极境界。“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极力为自己保一块幻想中的具备完整人格的心灵世界。苏自述云:“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之从十指出也”。《苏东坡前集》卷十六:“(文)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圆通使他物我两忘,更是禅家之真谛!文学创作使无可忍受的世界变得可以忍受,使他体认到个人生命活力的乐趣,主体自由的享受。东坡说:“吾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卷六引)坎坷的境遇却因此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艺术创作是苏轼的真正生命。[6]

　　旷达,谐趣,圆通构成了苏轼文化性格系统,统一于他的人生思想之中,以其主体“自己构成自己”,性格熔铸儒释道的精神。在其一生中变化,发展却又平衡着,他奋进不息的淑世精神和游于物外的旷放襟怀,始终如一,毕生不渝,成为文学宝库中引人称赏,值得弘扬的人文景观。正如他自己的诗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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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君怨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

　　新月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

　　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减字木兰花 春月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

　　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

　　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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