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中表达的情感

陶渊明诗中表达的情感

　　(一) 前期仕与隐的矛盾

　　陶渊明29岁起仕途为官，至54岁终归乡里，其间曾历经几仕几隐。陶渊明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出仕的，又是什么原因令他最终选择归隐了却余生?我们试来分析陶渊明仕与隐的矛盾。

　　前面已经提到陶渊明的家境很贫寒，他也常在作品里自叹，“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鉼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序》)。而立之年，陶渊明上要赡养母亲，下要抚养妻儿，为官赚取俸禄来养家糊口是陶渊明出仕最实际的想法。因为生活的需要，陶渊明初任州祭酒。但是没过多久就因不堪吏职而辞去了官职。

　　后来陶渊明又入桓玄幕，做过参军和彭泽令，除了贫穷的理由外，桓玄的出现曾令陶渊明幻想动荡的时局将会有所转机，这令他点燃施展政治抱负的希望，陶渊明因此再度出仕。

　　然而，做了官的陶渊明，眼看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政治理想的破灭，人虽在职，心却倍感压抑，自然地怀念起纯朴的田园生活。陶渊明先后丧妻、丧母、丧妹，他请假回家服丧，便借此居丧在家，短时间内逃避官场纷扰。一个胸怀宽广、向往自由的人，不可能一直忍受桎梏的束缚。陶渊明做人讲求不违背真心，做官讲求不违背良心。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既有悖耿直的秉性，又违背做人的原则，陶渊明宁肯解绶去职，回归田园。

　　《和郭主簿二首》写于为妻居丧期间，其一表达了陶渊明宁愿回归田园，过朴实闲适生活的愿望，“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榖犹储今”，陶渊明仿佛回想起年少时读书“不求甚解”和“躬耕自资”的田园情趣。《游斜川并序》悲叹时日无多，人生应当及时行乐。《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抒久仕念田园之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反思为何为官，表终归田园、养真本性之愿。辞彭泽令前一年所作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归隐的愿望愈发强烈，他说自己是“宛辔憩通衢”——不是仕途中人却入仕，原本想遁世长往而暂且憩于仕途通衢的，“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才是真我所愿。

　　陶渊明时而官场时而田园，表面看似是仕与隐矛盾心理的无法调和所导致的结果，但究其根本，都是陶渊明“不违心”的表现。陶渊明实实在在，不刻意，不做作。为官是为了生活而不是其他浮夸的理由;即便有济苍生的猛志，也不趋炎附势，与权贵同流合污;忍受不了官场的黑暗就回到淳朴的田园。陶渊明可以坚持自己的本性反复游走在仕与隐之间，不受世俗陈杂的干扰和羁绊，这种豁达的'心态归根结底是由于陶渊明执着于眷恋自然的朴实人格。

　　(二) 归隐后对现实的关注

　　魏晋时期盛行隐逸之风，它深受玄学的影响，主张遁世幽居。“玄者玄远，宅心玄远则必然主张超乎世俗，不以物务营心;而同时既注重自然，则当然会希求隐逸”，陶渊明是典型之一。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饮酒》十八)，“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四言)，“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答庞参军》五言)。陶渊明归隐幽居，是否在他的心中就已然了无关切了呢?王瑶先生认为，隐居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的常见现象，隐者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改革。陶渊明正是由于猛志不获骋，对政治失望绝望，才会退隐乡里。这个群体“正因为他们对现实不满，才有了逃避的意图，但‘不满’本身不就表示他们对现实的关心吗?……因为不满才隐居的人，实际上倒是很关怀世情的人”。

　　陶渊明写下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借神话故事讽刺当朝政权。其十(精卫衔微木)，陶渊明以精卫和形夭来自喻，感叹虽猛志常在但良机难待，讽当朝者没有任人唯贤，悲自己一生老大无成;其十一(臣危肆威暴)谓上天有眼，为恶不可行，陶渊明“以古喻今，抨击‘佐恶之奸臣’，正是诅咒和控诉了桓玄的篡夺行为。”其十三(巗巗显朝市)，陶渊明感慨统治者用人不慎必将招致祸害，他指出尧舜禅让“是君主让贤，选用贤能，是公正的、光明磊落的”，桓玄等人“是奸臣篡权搞政变，是邪恶的、阴险毒辣的”，“从而由正面驳斥了以禅让文饰篡夺的谰言”。又如五言诗《述酒》前半部分说的是晋室衰败刘裕篡位的动荡朝政，后半部分说自己隐居躲避乱世的纷争。这些诗篇都是论当时政治的，“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他还留恋官场，这两者不能等同来说。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并不只限于为官之道，他的心中始终是关怀世情的。他并不是在乎当朝皇帝究竟姓甚名谁，而是在乎皇帝统治下的国运是否安泰，黎民百姓是否衣食无忧。“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归园田居》其四)，陶渊明亲眼见到农村景象萧条凋敝，可知百姓疾苦之深。如此心怀苍生，不正是读书人该有的胸怀吗?

　　可以说，陶渊明的归隐在精神上还是颇有波澜的。一方面他决心忘却世俗，在田园自然中悠然自得地安度晚年;另一方面，陶渊明由亲历的农村窘迫的生活勾起对世情的关怀和对政治的批判。一般的隐者，也许归隐之后就全然不闻世间之事，只囿于山野林间。陶渊明终究割舍不去时代的情感，他还有包容世情的胸怀，不落冷漠隐者的窠臼。陶渊明心理的反复和矛盾，都恰恰表现出他忠于“心性使然”的特质，他没有把仕与隐在形骸上或精神上界限化，他的思想是开阔的，他的心性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