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

李盛老师

  陶渊明生性淡泊,在他生活的年代,朝政日益腐败,官场黑暗,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虽然他是官四代,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但家境相对贫困。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373年)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而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所以他的个性、修养,都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陶渊明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不过,家庭生活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陶渊明仍然坚持读书作诗。使得陶渊明关心百姓疾苦,怀有“大济苍生”的愿望。东晋末年,朝廷曾请他做著作郎的官,他没有去,因此人们又称他为陶徵士、陶徵君。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29岁的陶渊明才出任江州祭酒。30岁那年,陶渊明的前妻生了一个儿子便去世了,他便辞官回家。继娶翟氏后,江州刺史召他去作主簿,他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36岁已有四个儿子的陶渊明,可能是为了家累,他到江陵,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当时,桓玄在做荆州和江州两州的刺史,驻扎在江陵,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陶渊明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合污,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于是在隆安五年冬天,37岁已有5个儿子的陶渊明,遂借庶母奔丧辞职回家守孝。

  在守孝两年多的时间内,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废安帝为平固王,自己做皇帝,国号楚。安帝元兴二年癸卯(403年),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打败桓玄。桓玄逃回江陵,又被追兵打败,终于被杀。东晋政权落到刘裕手里。刘裕是平民出身,没有沾染上腐化奢侈习气,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政务,改变了政治败坏的风气。陶渊明可能看到刘裕政权的新气象,又想有所作为,也可能由于经济较为拮据,为了养家糊口,于是已是“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于元兴三年(404年),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于义熙元年乙巳(405年)又转入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3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请求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辞官回家了。同年8月,由他的叔父陶夔推荐,到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任县令。

  当时的县令在刺史的管辖之下,而任刺史的就是这些掌权的武人,他们要通过县令来剥削百姓。他们手下有一种官叫督邮,这是专门监督县令的官。每年督邮他们会不定期的到各县来察看,看看县令能不能为刺史多多搜刮一些钱财。于是,县令的政绩便视搜刮到的钱财的多少来评定,并由此确定哪个要奖励,哪个要惩戒甚至免职。当时的陶渊明觉得自己的抱负既无法施展,又不愿替刺史向百姓搜刮钱财,因此不想长期做下去,只是还想做一年再走。他做县令,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用官饷换取粮食做酒,可以让他经常有酒喝。

  这一年冬天,浔阳郡照例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粗俗傲慢而远近闻名。他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所辖县令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而且要县令“当束带迎之”,就是要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他。否则,县令就会遭到他的栽赃陷害。

  11月一天,督邮刘云来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陶渊明来拜见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个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督邮瞧不起,但出于公务,也只好马上动身。

  突然,他的秘书(县吏)提醒道:“老爷,您去参见刘督邮,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而且要带上一份厚礼,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啊!”

  一向正直清高不愿向百姓搜刮钱财的陶渊明不听则已,一听便长叹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怎么能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鱼肉百姓的小人卑躬屈膝!

  陶渊明是个理智的人,他的几次辞官,都会讲究策略,总是找个借口辞官,免得得罪上司。这次当然又不敢当面得罪督邮,碰巧他的妹妹死了,于是与前几次辞官一样,找借口,说要去奔丧,遂解绶去职,毅然离开了只当了83天的县令职位。陶渊明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以及13年来断断续续做了5次官和其辞官隐退归耕中徘徊的矛盾生活,自此结束。

  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在自己的'家乡开荒种田,过起了“躬耕自资,安贫乐道,悠游世外”的田园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故被人称为“五柳先生”。

  在田园生活中,陶渊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歌。他写农家生活的悠然自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写自己劳动的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也写农人劳作的甘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然而,田园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十分艰辛的。因为不劳作就没有收获,若遇到天灾人祸,即使劳作也是一无所获。

  陶渊明归田之初,生活尚可,后来一直贫困。义熙四年,在陶渊明44岁时,一场灾祸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雪上加霜。这年夏天,陶渊明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58岁的陶渊明生活已近绝境。有时,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

  陶渊明辞官回乡22年,生活虽然贫苦,但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当他的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这一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享年63岁...

  陶渊明死后,他的朋友私谥他为靖节先生。

  陶渊明的退隐,使得当时的官场中少了一位官僚,而在文坛上多了一位文学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刚正不阿、不附势趋炎的写照。故后人称其有“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