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酒

陶渊明与酒

　　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篇篇有洒”虽则夸张，但以酒大量地写入诗，确以陶渊明为第一人。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时著名的田园诗人，鲁迅称他和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陶渊明对酒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曾以“五柳先生”自喻，“性嗜酒”(《五柳先生传》)，求官的目的只是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序》)，甚至为了种秫酿酒，不惜家人口食与妻子争执。萧统《陶渊明传》载：“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注：秫，即今糯稻，有粘性，可酿酒;秔，同粳，较少粘性，不可酿酒。)

　　那么，陶渊明为什么如此嗜爱酒呢?陶渊明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时颇有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志向远大，希望通过出仕为官的途径，能够建功立业，实现“救苍生”的宏愿。但是，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动乱不安，政治极端黑暗，门阀势力严重，士庶界限非常严格，即使他曾祖父陶侃做过大司马，但毕竟出身寒微，只是以武功致贵，他亦只能得到参军、县令等这样的小官职。诗人面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和险恶的政局，既无力去拔乱反正，又不肯同流合污，因而只好“逃禄归耕”，走上“击壤以自叹”的道路，把隐居田园作为寄托生命的天地。从志在四海，到逃避官场，退隐归田，这就是陶渊明一生的生活道路。这条道路就其本质来说，是一条消极反抗的道路。事实上，少年的'豪壮使他追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黑暗又使他悲叹，他虽然也想“无复独多虑”、“聊乘化以归尽”，但“履运增慨然”，消极归隐并不能解决他思想中的矛盾。“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龟虽寿》)，面对残酷的现实而又无可奈何，就只能用酒来逃避和麻醉了，于是饮酒就成了他勉强采取的一种消极逃避的手段，也成了陶诗中的一个重要题材。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陶渊明饮酒诗的内涵。

　　鲁迅先生说：“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渊明虽然归隐了，但他对政治是极为关心的。萧统《陶渊明集序》亦称陶诗“语时事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吾观其意不在洒，亦寄酒为迹者也”。陶诗中有不少篇章，就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三》)、“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八》)、“一世皆尚同，愿君泗其泥”、“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饮酒十八》)、“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等，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世道的沦丧，表现了自己卓然独立、高洁坚贞、不合流俗的人格。他称当时的社会，“巨猾肆威暴，钦鸪违常旨”(《读山海经?十三》)，“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而自己只能“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所以，陶渊明的饮酒绝对不是一种“悠然”，而是寄托了不少愤激的感情。

　　其次，陶渊明的饮酒也是他用来韬晦免祸的手段。《晋书?阮籍传》云：“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裕传》云：“大将军王敦命为主簿。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畅，以酒废职。后敦事发，由是得违敦难。”《晋书?顾荣传》云：“齐王冏召为大司马，擅权骄恣。荣惧及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这样的例子当时还有很多，如王义季、谢朏等。由是观之，当时饮酒被人们普遍视为一种方法，一种手段，用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而且有些人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虽说与孔融、阮籍、嵇康的时代有所不同，他也不像他们那样对政治积极为力，而是隐居躬耕，但现实毕竟黑暗，诗人的内心又难以真正平静，不免有时发出愤激之辞，而既有不满，便可速祸。所以诗人写道“但恨多廖误，君当恕醉人”、“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关，发言各不领。”即使别人对自己有劝仕或迫害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醉，彼此就无法畅谈，只有“发言各不领”了，这正和钟会问阮籍以时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一样。如果偶有失言，“君当恕醉人”，他也可以请求别人谅解。从这方面讲，他的饮酒也是为了逃避，借酒来韬晦免祸，采取消极的“独善其身”的方法，洁身自好地退隐。所以钟嵘《诗品》称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再次,陶渊明的饮酒还表现了他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从汉末到南北朝，由于汉帝国的崩溃，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秩序的混乱状态，统治者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外部征战连年，饿莩遍野。人为的因素会不自然地威胁到人的生命，使人感到前途的渺茫和悲哀，因而发出对人生短暂的感慨。“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以上均见《古诗十九首》)，“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杂诗》)，“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甚至连雄才大略的曹操，也大唱“人生几何”了。阮籍的咏怀诗，则几乎每篇都有这样的感慨。陶渊明处于晋宋易代之际，诗中这类感慨仍然是很多的。《形影神》：“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杂诗?一》：“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归田园居》：“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九日闲居》：“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而《饮酒诗》二十首中，这类表现则更多，如“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逝”、“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陶渊明的感觉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共感，他的解脱方法就是“饮酒”，自我麻醉。“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序》)“忽与一樽酒，日夕相欢持”，故而“不觉知有我”。但这种解脱方法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方法，因诗人心里已经充满了忧患之感了。他在求得暂时解脱的同时，更多的是内心的痛苦，所以他的终日饮酒，实在是一件最不得已的痛苦的事情。

　　陶诗“旨趣遥深，兴寄多端”(沈德潜《古诗源评》)，杜甫《可惜》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陶渊明以酒入诗，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对后来诗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像唐朝的很多诗人，特别是李白，我们吟诵他们的诗，自然会想到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