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道的衰落,境况的窘迫,理想的冲击,陶渊明选择了出仕为官。那时的他激情澎湃,他想在仕宦之途尽现一身的才华,他想在混乱之局挥洒一腔的赤诚,他更想在生命之巅成就一生的梦想;那时的他犹如一只羽翼微丰的鸟,带着晨霭扑翅飞向了心灵天空!
我不愿重温他那段阴雨晦霾的为官生涯,虽然短暂但已让所有文人为此咏叹千年。我倒愿意想象他决意辞官,书写辞呈的情形,轩昂的眉宇微皱,严肃的嘴唇紧闭,一双灼灼的眼睛直射出睿智而又果决的光芒,手中的笔尽情挥洒,心中的块垒一泄而出,酣畅淋漓!最为我神往的是他快意地扔掉纸笔,随后扬长而去!那份洒脱,无羁,直令其余的县令瞠目结舌。在那个门阀等第森严的社会,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比比皆是,而唯独他却做出如此的骇世之举,也唯有他不媚权贵守住了精神的纯净。很多人惊叹他的傲岸壮举,却不能拥有他那般的胆量,更不敢步他的后尘。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率真的几近孩童的文人,更是一位孤高的智者。
他看清了世俗的污秽,他洞明了人生的真谛。性质自然,本爱丘山的他只有回到故土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才能呵护心中纯洁的梦想。四十一岁的他归心似箭,敛裳宵逝,载欣载奔地回家了。家,那个温暖的字眼,多少个夜晚让他魂牵梦萦;家,这个安全的港湾,多少次疗治了他的创伤;家,这个熟悉而荒芜的生命终极,令他热泪盈眶……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压抑得太久,呼入胸腔的是缕缕的馨香。一丝笑容挂在他疲惫的脸上,一行老泪洒在他眷恋的故土上。
“童仆欢迎,稚子侯门”多么热烈的场面,“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多么温馨的爱意,家人把他这个漂泊游子的褶皱心灵抚平,心中的激情汹涌,泛红了他的脸颊。环视四周,一切如旧,只要那松树依然挺立着,只要那丛菊淡然开放着,一切都够了。每天流憩于这生机盎然的庭院里,有白云为伴,有飞鸟为友,没有尘世之人搅扰自己的心绪,那样的悠闲自得,又那样的清高孤立,喜悦从心而生,不用言表。
纯朴的农人纷纷而来,热情地讲述着春耕之事。对他而言那并不陌生,随着自己的兴致,要不坐着篷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去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丘,要不划着小船顺着幽深的溪流去穿越沟壑。那里都是春天最先到来的地方,木欣欣向荣,泉涓涓始流,生命的律动震撼了他的心。美好的时光过于短暂,他深悔自己在官场错失了那么多个春天,他庆幸自己醒悟的还及时,可以从此尽情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拄着拐杖随性地除草培苗,随性地登上东边的高地,去长啸吟咏心中的喜悦之情;随性地坐在溪边的草地上,去抒写精神的自由诗篇。那一句“乐夫天命复奚疑”直吐出他参透人生后的喜悦,这喜悦穿透云端,向天宇飘去,飘去……千年后的今天,我听到了他的喜悦之言,那带着孤高的喜悦,你呢?
陶渊明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之人。我暂且不讨论他的其他方面,仅就他“乐天安命”的思想境界表示赞扬。
在《归去来兮辞》一文中,陶渊明阐述了他的亲情之乐,琴书之乐,跟众之乐,山水之乐。而这些“乐”的根本是在于“得时”“乐天命”这种顺应天时,乐天安命的思想情结。就陶渊明本人而言,他在官场上不得意,不愿与当朝政治腐败同流合污,且他也没有能力去抗争,于是他便辞官回乡,顺应天意。回乡之后随仍有淡淡无奈惆怅,心有不甘,但总体还是安命,享受自然的乐趣。
有人说要努力改变命运与命运抗争,这话不假。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上天一定是对每个人公平的,每个人的命运虽然不同,但命里的“乐”和“悲”是一样多的。有人想改变命运,说明他只看到了“悲”的一面,希望自己的命是尽善尽美的,这不免有些贪婪,也有些悲观。这样,可能最后是获得了成功,但岁月不饶人,当你最终对自己的命满意时,大概也两鬓斑白了吧!回望过去,一辈子在艰难困苦中挣扎,抗争,这有有什么意义呢。这就被“悲”反作用了。而有些人,包括陶渊明,注重命里的“乐”,对上天抱以信任,顺应上天的安排,从任何地方寻找快乐,这样虽经历了悲,但终究悲和乐是平均的。而且,这种安然的心境使人内心平和。
就像《深虑论》中方孝孺提的“尽人事以合乎天心”的主张。“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都说明了“天”是凡人无法“谋”的,不如乐安天命,积善德,安然自若地度过平稳的一生。这终究是比轰轰烈烈的一生要快乐。
顺应“天道”才是正理。
前段时间,我读了出自东晋诗人陶潜之手的《归去来兮辞》,这篇美文让我受益匪浅。对于陶潜的远离官场,只为追求内心的宁静这种做法感到惋惜。当国家重任与个人不幸的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弃前者奔后者。可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比,孰轻孰重?我认为:身为国家的一份子,应心系九州,胸纳赤诚之志弃小幸而怀大志。
“三十亩地一头牛”是幸福,“安得广厦千万间”是幸福,“珍珠如土金如铁”也是幸福,“重整江山待后生”更是一种幸福,那“修国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怎么能不是一种幸福?
当暮霭沉沉时,我们或许彷徨过,想要卸下身上之重任追求自然;当草长莺飞时,我们或许向往过大雁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陶渊明又何曾不是为了这些世外桃源而放弃了对国家的大志。
但是,小幸为己,大幸为天下,当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应毫不抉择地选择前者。因为唯小不壮志而国大幸,推己幸而达家国,方为君子。自古以来前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兼济天下的伟大情怀,后有王进喜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死也要为祖国拿下大油田”的这种壮志豪情。只有心系江山之大,胸怀千钧之任方能忠义于自己的祖国。
历为小幸,抛大志者也不是没有。身为当时秦朝大丞相的李斯,在面对赵高的威逼利诱时,竟然为了其小幸与赵高同流合污。历史并没有因他犯下的错误而原谅他,最终还是难逃在咸阳城的一刀,这一刀定格了他的历史与宿命,并且让他臭名远昭。这种一心为己的的“上蔡小吏”的意识终究还是会将你毁之于刀下。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出身于贫寒家庭的陈涉“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但却能“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揭开了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序幕。如果不是胸怀大志,辛弃疾又何会在深夜低吟“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壮志。文天祥又何会在身陷困境中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志向。
我们应向先人学习,发扬自我,视忠义天下为自任,以鸿鹄之志而自勉。博爱怀仁而心安,开拓分发则业成,天下为公则国安。如此,则天下幸甚,中华幸甚。
辞是战国后期楚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的韵文;赋体起源的时间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滥觞。两汉时期,辞赋不分,均重文采、讲铺陈、善用典,区别在于辞重韵而抒情,赋重在咏物说理。《归去来兮辞》是辞赋的结合,既咏物说理,又抒发情感。全文537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阐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坦陈是为贫而仕,“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诸侯、家叔帮忙,“遂见用于小邑”。最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辞官归隐的原因是“质性自然”,与官场的污浊格格不入,在彭泽当县令“八十余日”,“自免去职”。第二部分是正文的第一、二、三段,写了归途的心情、到家时的心情和在田园里的心情,洋溢着诗人欣慰无比、怡然自乐的幸福。归途的心情是立于船头,归心似箭,盼早日到家。到家时的心情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意思是,远远地望见简陋屋门,且喜且奔地飞跑回家。在田园里的心情是“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意思是,整天在园中散步而自得其乐,虽然设有门户却常将它关闭。拄着拐杖随处漫游歇息,不时抬起头来向远处眺望。第三部分是最后一段,抒发诗人的人生感悟,“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顺其自然走向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这是一种哲学思考,是陶渊明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
品读《归去来兮辞》,我们深深为陶渊明的自然品格所折服。做人自然、自然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难就难在人有七情六欲,容易为物欲所困和名利所累。陶渊明真正做到了自然。陶渊明确信,自然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和他的全部,只要回归自然,他才会有幸福。这种自然是质性自然,不是作秀的自然,更不是作伪的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有了质性自然,陶渊明才会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像天上的云,云卷云舒,自由飘荡,无所系羁;像空中的鸟,飞来飞去,翱翔蓝天,依恋树林。这种自然是田园风光。田园是最真切的自然,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大地。在陶渊明看来,田园代表着宁静、和谐、安详,代表着温情、善良、真诚,代表着对世俗的拒绝和对权力的蔑视。田园是他质性自然的载体,是他安身立命的处所。因而《归去来兮辞》正文一开篇就动人心魄地喊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是天籁之音,在历史上的苍穹久久回荡,深深震撼着士大夫的心胸。这种自然是平淡语言。
陶渊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怪僻字,用的都是农家语,以致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不够高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用语是否高雅,有没有怪僻字,而在于是否有真情,是否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有了真情,田园可以显现为风光,农家日子可以提升为诗意,简单事物可以唤起美的享受,这正是陶渊明诗文最大的特色,也是他质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评价《归去来兮辞》是“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之痕”;评价陶渊明的诗文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归去来兮辞》告别了官场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话既有悔恨又有醒悟,富于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觉悟到以往的过失已无法挽回,知道将来的'美好还来得及补救,其中今是而昨非,就是陶渊明彻底否定了13年甚至是30年的宦海沉浮。
陶渊明28岁才做官,40岁告别官场,实际只有13年时间,但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大概是算上了他少年时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愿想。其实,陶渊明年轻时是很想为官从政的,他自己说的原因是“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也就是在子多且幼、谋生无术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做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大济苍生”的宏愿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陶渊明也着实做过几次官。他第一次入仕是28岁。《晋书》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意思是,他那时家贫,到江州任祭酒一职,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但他不愿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就辞职回家了。
据说,不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他没去就辞谢了。第二次入仕是36岁左右,他到荆州府桓玄门下做属吏,而桓玄当时控制着长江中上游,正伺机篡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借故母亲去世,归家居丧,辞别了官职。第三次入仕是40岁那年,陶渊明远赴京口在刘裕那里做过建威参军和镇军参军,也是一种文职小官。对于东晋而言,刘裕与桓玄一样都是篡国谋逆者,陶渊明不满刘裕,很快就辞了职。半年之后,叔父陶逵介绍任彭泽县令。当了81天县令,又一次挂印而去,写就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宣言彻底告别仕宦生涯。这一年他41岁。陶渊明辞官隐退的表层原因,按《归去来兮辞》的说法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按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是“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这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出处,后人对此有疑问,认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得不到印证。然而,这倒比较符合陶渊明的思想逻辑和性格特征。深层原因,却需从陶渊明自身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寻找。
其一是由于陶渊明的个性,他崇尚自然和追求心灵自由的品质,与仕宦生活的诸多羁绊不能相容,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其二是东晋士族文人普遍谈玄说理、不拘形役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对陶渊明的人格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为他辞官隐退奠定了思想基础,发挥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其三是黑暗的政治现实,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与南北朝初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一生遭遇乱世,这不仅是他无法改变的历史现实,而且也为宏图大志的实现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综合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种种因素,终于酿成了陶渊明辞官退隐的结局。这对陶渊明个人来说,可能是一杯苦酒,而历史地看,却是一杯精神美酒,为我们酿造了“隐逸诗宗”的美好诗篇和士大夫超凡脱俗、清高自洁的光辉形象。
作为文学作品,这首辞的成就很高,历来为人所称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经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可见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世事的纯隐士。由于受儒家的影响,陶渊明曾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出仕的途径,来实现"大济苍生"的宏愿。但作者所处的东晋时期,正是军阀制度的全盛时期,高门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庶族寒门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29岁出仕,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几次做官,但不过是祭酒、参军一样的小官,不仅济世的抱负无从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地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和耻辱。因而屡屡辞官回乡。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为彭泽县令,上级派督邮(督查属县政绩的官吏)来县,县里说应当冠带整齐,前往迎见。他叹气说:"我岂能为五斗米,这要问乡里小儿。"就辞官归隐,他在回家时,写下这篇文章表明意志。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述志作品,着重表达了作者对黑暗官场的厌恶与鄙视,赞美了农村美好的自然景物安适的田园生活,显示了他归隐的决心。诗的开篇,随口而出"归去来兮"四字,积蓄已久的压抑和不快如决提之水,一发不可收拾。而诗人归去的理由却仅仅是"田园将芜"这个简单而平淡的原因。诗人想到"田园将芜"本应回家,但心在官位,为形体所役而不能自主,这是何等可悲!表明诗人已有归意。而后一层是之词。诗人已知过去求官为非,今日弃官为是,好比是入了迷途不远,还来得及回到正道上来,因而感到欣慰。紧接着,写作者回到田园后的愉快生活。作者乘舟返家途中既轻松又渴望抵家的心情,和望见家门时欣喜若狂的心情,这跟在官时"惆怅而独悲"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饮酒自遣,这是室中之乐;涉园观景,流连忘返,这是园中之乐。这是真正的隐者之乐,跟迁者们的闲适心情绝不相同。以"息交以绝游"进一步表示对当权者和官场生活的鄙弃。"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描写了农村初春生机勃勃的景象,触景生情,为结尾是人生观张本。诗的结尾,抒发诗人"乐天安命"的情怀。
这篇《归去来兮辞》写于陶渊明辞官归田之初,但不是抒写归田后生活实况,而是他登舟启程之前对归途及归田后的想象,让读者从中深刻体会到了他结束十三年仕途生活的坚决与畅快,表明了归隐田园的决心。
今天我读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有一句话让我深思: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心为形役?心为形体所奴役!无论是当今还是以前,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少年时立下了造福百姓的志向。但无奈,在后来的生活中并没有坚定自己的志向,反而被世俗的尘埃恶垢所污染,被形体上的贪念利益所蒙蔽,逐渐变成了他们少时最不屑的奸逆小人。古如严嵩,原有“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的骨气。后混迹官场,追逐个人利益,逐渐成为“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的大奸臣;近如汪精卫,为推翻清王朝,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志。然而随着日军地侵入,他感叹着“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最终降日投敌,成为民国最大的汉奸。虽然历史上也有如文天祥那样正直的君子,但始终不是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想在乱世而保持清高,非常困难!清高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一生贫寒,为常人难以忍受;清高的人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处处受排挤,常人气节难存。而能坚持自己理想、抱有骨气的人,就是真正有毅力的人,他们就像石灰一样,不怕千锤万凿,不怕烈火焚烧,哪怕粉身碎骨,也要留清白在人间。
当然如周党、严光那样“不事权贵宁耕田,铮铮铁骨愿钓鱼”的隐士,他们厌倦官场的阿谀尔诈,却个个都是和屈原那样敢于向命运抗争的勇士啊!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句包含自悔的话语从不远处传来,只见那人一袭青衣,手持酒杯,身处菊花丛,与月争辉。细看,月与他交相衬托,竟有些莫名的和谐,在不禁间散发出生命的芳香。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辞官归隐,只因他看破了世俗,官场的腐败令他心灰意冷,他宁可要匕首方宅,宁可“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也不愿趋炎附势,放下尊严去做那个自己不愿做的人。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若是真的放下名利之心,纵然身处闹市,亦如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言虽如此,但陶渊明还是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放下了繁华,远离了仕途。陶渊明隐逸南山时,他“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采菊东篱下,或临清流而赋诗。他远离了喧嚣,以一苇渡江抵挡人世的沧浪。
虽说如此,表面上看起来陶渊明身处桃花源地,与世隔绝,别有洞天?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心中的苦?当他满腔热血想要效忠于国家时,却看到了官场的虚伪、黑暗。
同时,他也明白凭借他一人之力,是根本无力挽回历史潮流,便只能选择愤然出世了。也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走得无奈,走得悲伤,走得落寞,甚至还有几分凄凉。他痛恨自己的志向竟被这浑浊的世俗掩埋,嗟叹自己的才华竟在这官场中充分的施展。或许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在这浑浊的世俗中散发出生命的芳香吧!同时,他的做举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是不被认可的,甚至是对他嘲讽,认为他辞官简直是荒唐之至。在当时许多老板姓都以做官为一生奋斗的目标,在他们的认知里,做官,可是一件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大事。而陶渊明的做举,在他们看来无异于一个疯子所做的事。
所以说,看似恬淡的归隐并不意味着痛苦的消失,而是苦难的加剧,即“自以为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已矣乎”“胡为乎湟湟欲何之”都表明陶渊明在惆怅悲苦中饱受折磨。
浑浊的世俗中,谁独树一帜风采?唯他恰如秋霜中傲然绽放的菊花,在严寒下挺直自己的脊梁并散发出生命的芳香。
今天学完了《归去来兮辞》,才慢慢的开始有了对“隐士文化”的初步了解,在没学这篇课文之前,我对陶渊明也是非常不理解,明明是那么的才华横溢,明明以前有那么大的雄心大志——大济与苍生,可到最后他却放弃了,为此,我不得不对他,他这个人有着莫名的好奇心。
他曾经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的诗质朴,冲淡,充满了诗意。他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形象代表,他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与富贵”的旷达的情怀确实让我钦佩。就像老师说的,如果在现今社会,我们凭借自己的千辛万苦,终于拿到了一张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能够坚定地说放弃,不要吗?我想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有自己的理想,我们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应该用汗水来获得成功的喜悦。
我们常人看来,陶渊明秉承了老庄的哲学,思想是消极的,是在逃避对家人负起的责任,但看一个人生活的是否消极,关键是看他有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像小鸟没有翅膀。陶渊明的弃职归田,不能说是消极处世,恰恰相反的,是他所追求的。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书卷中追求安逸,在田园里追求自己的平静心境。陶渊明的归隐,是对前途和命运的理性抉择,源于对自己本性的思考和保持。他不狂放,不沉沦,是对生命和自然满怀真挚与热爱,他所追求的,是内在的生命自由,将心灵寄托于田园,在平凡的现实中将主观情感与自然万物合一,在耕耘中咀嚼人生的真正价值,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大解脱,他那旷达的处世情怀是值得我们敬之佩之的。
“三十不学艺”。我想测试一下记忆力是否严重退化,就决定背诵一下陶渊的《归去来兮辞》和王勃的《滕王阁序》。前者完成,略有所思。
一、回归山林有一定经济保障
“僮仆欢迎”、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等说明陶公是一个小地主,可以养得起家仆,也能收些地租,否则如何生计?这说明,首先,现今,即有与陶公同类者,所谓市民、文化人、知识分子,连陶公之微薄保障亦不可求;其二,该保障实不足以令人放弃“昨非”而拥抱“今是”,陶公心性高洁、高远拔俗之形象未稍有减,退一步讲,没有保障,该辞依旧可能赋得。
二、经济保障不过聊胜于无
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可见一斑。陶公是穷困潦倒而死的,另有足证。全辞刻画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人,一个能坐在椅子上把自己托起来的人,一个违背了定式和规则的人。其胸襟气韵、人格涵养、淡泊心境完全是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迥异、纯洁坚定的信念使然。
三、心中幽愤不平激荡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等都可以揭示其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背后蕴含着心酸无奈与焦虑。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兼济天下的道德使命今天都不得不“相违”,满腹诗书与无暇理想只能相伴自己,终老林泉。这种忧心与屈原相比,肯定略弱,因为陶与屈毕竟志向有异,且背景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士”的职责――“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人生有限,而其志不得展,空对日月,怎能不自叹自咿!愈不平,愈显其真,愈才厚,愈彰其卓。天然雕饰的文字方让人开悟:陶公的自然之笔来之不易。
四、眼观手应,心灵 笔巧
“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都以纯朴自然的语言描画清新素雅的自然景观和心胸,连读者都觉得留连忘返。“由来意气合,直指性情真。”这些都揭示了陶公不仅是第一流的思考者和自我践行者,也是第一流的写者,口心相一、文笔卓然。固然言为心声,其文字功夫镂刻眼球,清新之风更无来者。
五、定义了诗歌语言的标记
风、晨光、松菊、酒、园、云、鸟、琴书、车、舟、木、泉、富贵、良辰、天命等都成为陶公之后中国文化诗歌中大成之作的标记,这些词经其推敲后被默定为中国诗人的标志性语言,就这个意义而言,其一代文坛领袖,开诗派之先的功劳又怎能为后世所淡忘。若有异议者,请君读罢东坡《琴诗》再来辩论吧。“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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