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要出来做官？

　　就陶渊明的本性和个人的追求来说，他确实是不慕荣利和忘怀得失的；也是由衷地酷受自然山水，向往田园生活的。可是，他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是从祖祖辈辈就接受过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那热爱学习，性喜读书的习惯几乎与他的生活相始终，尽管处于极为贫困艰难的环境下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他的喜好，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精神追求。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读书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而且是学好本领，充实自我的唯一途径。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往往是工匠所为，受到轻贱，除了儒家典籍和史籍典章制度之外，作为读书人来说似乎没有更多的学习内容了。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和机会是非常单一的，那就是从政做官，来实现其济苍生，安社稷等政治理想和为国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而且，官做得愈大，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自身价值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实现其从政做官的愿望，这就需要有真正的本领和必要的文化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强有力的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方式（举荐、证辟以及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封建知识分子从政的重要目标。

　　一个读书人决不可能无目的、无追求地去读书学习，一般都有明确的指向性——从政做官。“余岂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陶渊明遍涉各类书籍，“游好在六经”的奋斗，虽不能说他学习的目标只是为了从政做官，但至少不会排除从政意念的。自称“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责”、“或大济于苍生？？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这种壮且厉的志趣，思远飞高举的追求，济苍生的宏愿，慨叹不遇和奇名不立的苦闷，不正表明陶渊明的从政和为官首先考虑的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的宏伟目标吗？与他质性自然“不慕荣利”和“性本爱丘山”的喜好并不悖离，只是他人生追求多面性中的重要侧面而已。有良心、有知识、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政，不能说就是为了荣利和得失。更不能说与安贫乐道的精神对立。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始终把苍生社稷置于他考虑问题的首要位置，把社会责任感作为个人行为的准绳，结合自己建功立业的追求，这样的廉吏循吏在历史上（尤其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上古、中古时期）还是不少的。结合陶渊明的为人节操和他的.人道廉洁的品行，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为官是清政廉明，不慕荣利和忘怀得失的，也是其安贫守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归去来兮辞并序》

　　这当然是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最后一次为彭泽县令后挂冠归隐时的作品。诗人十分坦诚地表明自己家境贫寒，自己又不善于治生，供家养口，生活艰难才去做官的。陶渊明很诚实，他不掩盖自己的贫困。耕种几亩薄田养活不了一大家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学的书本知识除了去从政为官之外，实在无法派其它方面的用场。尽管“见用于小邑”等劳务性浊官，为生存计，也只好就之。萧统也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陶渊明在《饮酒》二十之十九中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颜延之也是这样认识的：“毋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陶征士诔》）指出陶渊明出来做官就象古代的田过为养亲老而事君，毛义为了养活老母而入仕是一样的。

　　【拓展】

　　陶渊明

　　高超、闲静、淡远，是晋宋间第一流人物。说到饥饿，他是饭瓢常空，家无存粮。说到寒冷，他是粗布短衣，冬天还穿着夏天的葛衣，没有替换的衣服。他的住房是四壁空空，难以遮蔽寒风和太阳。穷困之状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读他的《与子俨等疏》说：“我常恨家中没有楚国老莱子之妻那样的贤内助来开导我，只有自己怀抱这样的一片苦心了。你们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也应该思索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义，齐国的管仲、鲍叔二人是朋友，在经商赢利分财时，多少并无猜疑之意，外人尚可以如此，何况你们是同父的兄弟呢！”这样看来，陶渊明还是妾生的儿子。他的《责子》

　　说“雍、端两人年龄都是十三”，看来这两个人一定不是同母的弟兄了。陶渊明在彭泽县作县令时，下令公田全都种成高粱，说：“这样我就能常醉酒了，便心满意足了。”但妻子和儿子坚决请求种粳稻，他就下令让二顷五十亩种高粱来酿酒，五十亩种粳稻供食用。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自叙也说：“公田的收成，足够做酒，所以顺便求了彭泽令这个小官。”他本希望种的庄稼熟了，一年后离任。然而从仲秋到冬天，他在官仅八十几天，就自动免官离职。所谓的高粱粳稻，都没有能吃到一颗一粒，可悲啊！

　　参考资料：

　　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缾无储粟；其寒则裋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粳，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