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名声

张东东老师

王安石的名声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的名声,开始是很好的,其最初任七品芝麻官,为鄞县知县,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后来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德能勤绩俱佳,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举荐王安石,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而王安石宰相呼来不上船,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又有欧阳修举之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其后,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名声是非常的好。

  在最基层打拼的人,若无特佳美誉,能上达钧听?能位至宰相?“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于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职,闻者莫不喜悦。”

  朝廷真要提拔了,王安石名声却开始变坏了。

  皇帝要提拔王安石,先征求大臣们意见,韩琦便打烂锣:“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当书生可以,当宰相不行。另有唐介,也跳将出来,极力非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自王安石进入朝廷提拔视野,名声便开始逆转,不太那么“恨不识其面”,多有“恨识其面”;也不太“闻者莫不喜悦”,而多有“闻者不喜悦”,其中原因想来有二:一、他上来了,我摆哪?二、他要来改革了,我怕是会被他革了吧。

  王安石名声发臭,先前原因多半是第一种,他上台,挡了他人仕途;但王安石当了宰相,很多人并没转口颂,反而转口骂,源自第二条:王安石变法,动了他们的奶酪。有位叫朱光庭的,对王安石变法没一句好话:“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成大弊。”王安石改革有多猛,反对声便翻倍大:“御史刘述、刘琦、钱�、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

  先前韩琦与唐介等人,对王安石颂其是翰林之才子,骂其是庙堂之祸害,到底还是两分法,且也只品评其个性,不曾物议其人品;王安石变法进入深水区后,对其评价便进入了人身攻击阶段,一些私生活领域之事也都被扒出来了。宋神宗请王安石去钓鱼,王公没心思,坐在那里不经意地将鱼饵当葵瓜子、落花生嚼,于是便有人攻击他:这家伙故意装深沉,城府深,必奸。苏洵著《辨奸论》,描述王安石衣食住行,不近人情:“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般做派哪是正常人呢?“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为伪云。”高度怀疑王安石是最典型的伪君子。

  王安石矢志变法,碰到三大问题:天变、祖法、人言。最大阻力来自什么呢?估计是来自人言。王安石对此有充分估计,提了三个响亮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变法,不曾冒枪林弹雨,却天天冒唾沫星子,孤独前行。

  人言不足恤吗?人言是相当可怕的,苏洵骂王安石不近人情,还是留了口德的。有名为吕诲者,上书弹劾王安石,罗举十大罪名,骂起来毫不客气,所谓是“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外表貌似厚道,内心龌龊无人能比,这是典型的奸臣,“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更有严有禧者,将王安石与史上几位有名奸臣并列:“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人言不足恤吗?王安石改革,确乎有很多败笔,有些内容操之过急,有些内容太理想化,有些内容不合时宜,但其改革的整体方向是对的。然则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一大因果,恰是这人言可恤,朝廷多半精英都鸡一嘴鸭一嘴,王安石有多大的意志力承受得住?王安石固然承受得了,皇帝、皇太后承受得了么?罗大经安其罪名大矣哉:“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王安石最后下台,也是皇帝家出来“人言”了,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王安石名声于晚清以前,多是毁多于誉的,不止在朝廷发臭,在民间也是骂声一片,“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警世通言》)

  王安石名声何至于如此难堪?他何以又没入《奸臣传》?有人一一数来,《宋史》之《奸臣传》,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14人中12人,不是王公学生,便是王公部属。曾有那么多人斥王安石为奸诈之徒,王公之徒又多有入奸徒者,王公又何以没被打入史之另册?清朝征召来编撰《四库全书》者,对此也是不太解,他看了陆游对王安石的高赞,质疑道:“以其祖陆甸为王安石客……故于《字说》无贬词,于安石亦无讥语。”在他看来,陆游不曾骂王公,乃是因为陆游爷爷辈曾是王公部下,陆游故徇私,对王公曲为回护。

  史上变法者,鲜有好结局,商鞅、王莽、张居正,商鞅被车裂,张居正死而不得安宁,遭挖棺戮尸,相对而言,王安石算是好的,他善终了嘛,后世名声嘹亮了嘛。王公在晚清名声大逆转,也是时势使然,晚清大变局时代,需要变法英雄来撑持,梁启超便选中了王安石,梁公作《王安石传》,也是借之为时代来说话。唉,历史人物毁誉翻转,是与时相俯仰的吗?

  王安石变法,一时间人言可畏,唾沫与板砖齐飞,污水共长天一色,却到底未入《奸臣传》,不全是变法之后世要树英雄,也是跟王安石本人在变法中的表现甚为相干的。变法是一场深刻的利益再分配,蛋糕如何分?分配权掌握在变法者手中,诸多变法者趁机谋私,趁机把蛋糕往自己怀里扒,那是很多的`。王安石变法,自己袋子多分了吗?有人论张居正改革,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吗?未必吧。张居正鲜衣怒马,钟鸣鼎食,盆满钵满,威柄在握,“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生活之奢侈与豪华,让人瞠目,这也是拙于谋身?当算是善于谋身者吧。

  王安石则不同,他没趁变法自肥,酒色财气,一样未沾,辞职之后,连居身之所都没有,寄寓庙寺,“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颜习斋语);陆九渊赞之:“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朱熹对王安石变法是不太认同的,“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但对王安石个人操守,也是不否认的,“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 己任”。

  每次改革,都算是制度重建,制度是我们评价改革者的根本,但改革者的个人品质,即令不算根本,也是要紧关键,直接决定其是入《循吏传》,还是入《奸臣传》。

  有人说,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一大原因是他未使奸臣手段,若是他对反对派一棍子打死,一脚踩到底,那就成功了。还好,还好。北宋党争格外厉害,改与不改,都有一派非议另一派,但除了一部分小人邪派借机党同伐异外,此派与彼派,都算是正派,多是政见不同,不曾使用人身攻击的下作手法。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改革上削尖脑袋都调不拢头,接不了榫,凡是王安石要改革的,司马光必然反对。即便如此,司马光也不乱向王安石泼污,皇上来问司马光,王安石何许人也,或有把王安石打入奸臣的意思,司马光说了句公道话:“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只说王安石个性差,没说王安石人品次。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是靠边站的,还算是受害者,但他对王安石道德文章也是赞不绝口的:“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官,瑰玮之文,足以藻能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 之俗。”

  北宋党争或是宏大话题,其中是非曲直,难以概论,但大体上是君子之争,不论改革派与反对派,都是君子,所有争论在君子之道上运行,这或是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还能获得好名声之因吧。王安石夫子自道说:“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还真是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说:王安石与当时人远,倒与后代人近。王安石同时代人虽不知他,但主流舆论没臭他,故此,王安石是孤独的,王安石也是幸运的,他敢于担当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