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使至塞上》诗赏析

　　《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王维《使至塞上》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边塞诗，诗中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尤为人称赏。然而，学术界关于此诗的论争迄今仍聚讼纷纭，异论异解迭出，令人莫衷一是。据笔者考察，关于此诗，从创作的时间、地点到主题思想，从标题到诗歌最后一词，几乎都存在争议，古虽有“诗无达诂”之说，但如本诗一样争议如此之多，争论涉及面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极为罕见的。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作此文，试图解开这个学术界的难解之谜，以期为这首著名诗歌的研读乃至诗人王维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一

　　我们认为，解读本诗，了解当时王维出塞的路线是关键。《使至塞上》诗是王维出塞时创作的一首描写旅途见闻的诗歌，此点为学术界所公认。我们知道王维此次出塞，是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出发去往凉州(唐代河西节度使幕府所在地，即今武威)，而这段路途正是汉唐时代我国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东段。了解王维此次出塞行走的路线，对于准确理解本诗的内容至关重要。历来解诗者，大多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个问题。其实，不管是持本诗作于赴塞途中说者还是持凉州说者，关于本诗的内容基本都持相同的观点，即本诗主要描写了王维赴塞途中所见到的奇特壮阔的边塞风光。如果我们弄清楚了王维此行出塞走的路线，再对照诗中所描写的景观，自然也就能准确理解诗句的内容与含义了。

　　在盛唐时期，凉州是唐代西北的边关重镇，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河西走廊咽喉之处，其东南可直通长安、洛阳，其北可防突厥、回鹘，其南可抵御吐蕃，其西可通西域各国，故唐朝将其作为河西节度使幕府所在地，有重兵驻防。河西节度使也是唐代首先设立的节度行营。同时，凉州也是非常繁盛富庶之地，从唐人诗歌中即可见一斑，岑参有诗：“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元稹有诗：“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西凉伎》)由此可见其盛。但自“安史之乱”使河西陇右诸州尽陷于吐蕃后，昔日繁荣的塞上边城即日渐式微，其与关中的交通也戛然中断，诚如唐史大家严耕望先生所云：“凉州(今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

　　其实，盛唐开元时代，凉州的交通非常便利，据《通典》卷七记叙当时交通状况云：

　　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中唐以前，从长安通凉州的驿道属于长安通西域的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主要有南北两大通道，“考凉州东南至长安，有取兰州(今兰州)取会州(今靖远、景泰间黄河东岸)两驿道，可谓南北道”。南道称“秦州路”，北道称“乌兰路”，史学界亦称之为丝绸之路东段之南道与北道。关于此二道的具体走向、驿程里数及驿站设置等，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对之考证极详。据严先生考证，此南北二道具体路线如下：南线秦州路，自长安都亭驿出开远门西行，经凤翔府(今凤翔)以及陇(今陇县)、秦(今天水)、渭(今陇西)、临(今临洮)、兰(今兰州、皋兰)五州，渡河至凉州，全程凡二千零二十里。北线乌兰路，亦由长安都亭驿出发，西北行经(今县)、泾(今泾川)、原(今固原)、会(今靖远北徙城堡地区)四州，渡河至凉州，全程凡一千七百九十里。

　　严先生考证的这两条路线，也得到了后来学者实地考察的证实。1990年7月20日至8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沙漠路线中国地段的考察，此沙漠路线考察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的分别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世界上19个国家四十多位著名学者组成。经过中国学者考证古籍，印证考古发现，结合实地考察，基本上搞清楚了丝绸之路长安至敦煌段有三条路线，其中北线和南线的分支经过武威(凉州)的线路与严先生考证的乌兰路和秦州路基本吻合。{5}2008年，著名丝绸之路研究专家、西北大学教授李健超先生曾先后五次亲临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对古丝绸之路进行考察，其得出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线路是：从关中中部的咸阳、长安出发，经醴泉、乾县、永寿，沿泾河经彬县、长武，甘肃的泾川、平凉、泾源，北上到宁夏的固原，越六盘山又经海原，再经靖远、景泰、古浪到武威的丝绸之路北线，开辟于战国，到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才全线贯通，并西到今新疆境内。可见，严李二位先生考证的线路基本是一致的。

　　另据王开先生考证，唐代陕西境内的驿路，以长安为中心有11条主干道连接各州、府、县并通往境外。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陕西境内南有陇关道，北有萧关道。此陇关道与萧关道，即严先生的秦州路与乌兰路在陕西境内的两段。丝绸之路研究专家薛正昌先生对于萧关道，有非常清楚的阐释，他说：“广义的萧关古道就是关中西出北上塞外的丝绸之路东段通道。通常意义上，大致有两条走向：一是出长安，沿河、泾水过三关口，出固原、海原，在甘肃靖远县北渡黄河，经景泰直抵河西走廊武威；二是出西安，沿泾水过三关口后翻越六盘山，沿祖厉河而北上，在靖远县附近渡过黄河。而汉唐丝绸之路长安―凉州道东段北道，则主要是畅通于前者。”

　　二

　　弄清楚了长安至凉州的路线以后，再来看王维究竟走的是哪条线路。学术界一般认为王维走的是由兰州渡黄河的南道，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南道较北道平坦且沿途较富庶，北道虽然比南道少近二百余里，但崎岖险峻且沿途干旱贫瘠，风沙较多，严耕望先生即持此观点；二是盛唐著名诗人高适、岑参出塞走的都是南道，所以王维也应该走的是南道。显然这两条理由很不充分。我们认为在中唐以前，北道当是通往西域的主道，王维出塞走的是北道而非南道，理由如下：

　　第一，没有任何文献明确记载盛唐人西行出塞与行人商贾西来入塞主要走的是南道，那种认为唐人西行出塞主要走南道的观点，实为主观臆测。有的学者在解读《使至塞上》诗时，武断地指出王维此行出塞并不经过萧关，显然是难令人信服的。更何况北道比南道少230里，走北道至少可以节省两天的时间，这是古人出塞不得不考虑的有利条件，故元、明、清三代通新疆的官马大道陕西段皆是选择北线而非南线。据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记载，元代，通中亚、东欧四大汗国之南线经潼关、长安、泾州、平凉府西去{9}；明代，通西北有三条道路，而主干驿道为经州、长武、平凉府西去{10}；清代，官马驿路“皋兰官路”仍沿袭明代通新疆路线，其途径为经西安、乾州、州、长武、皋兰西去。三代官道都不约而同选择北线作为主干道，一者当是北线本为捷径，二者很可能是沿袭自古以来北线即为关中通西北的主干道的先朝惯例。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大力修治此道，并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时人称为“左公柳”，成为祖国西北边陲一道壮丽风景线。光绪五年(1879)杨昌巡视西北，见路旁林带如城，曾即兴咏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无疑为我国西北交通史留下了一段美丽佳话。

　　北道开通虽然比南道要晚，但自西汉开通以后，就成为较南道更为便捷的交通要道，往往成为官员、商旅的首选线路。一些历史学家，如王开、李健超、薛正昌等皆认为北道才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干道。薛正昌先生就曾明确阐说：“从长安出发，沿泾水河谷西北而行，经平凉、固原，在甘肃靖远过黄河，抵达武威，再出河西走廊，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线路，同时也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只有当这条路线受阻时，人们才选择另一条路线。”

　　第二，中唐以前，诗人西向出塞走北线者大有人在，而走南线者则寥寥无几。据笔者所查，初唐诗人出塞(指出西北塞)并留诗者如下：卢照邻《上之回》诗：“回中道路险，萧关烽侯多。”(《全唐诗》卷十七)虞世南《从军行》诗：“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全唐诗》卷十七)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全唐诗》卷七十九)胡皓《答徐四萧关别醉后见投》诗：“萧关城南陇入云，萧关城北海生荒。咄嗟塞外同为客，满酌杯中一送君。”(《全唐诗》卷一○八)盛唐有：储光羲《使过弹筝峡作》：“晨过弹筝峡，马足凌兢行。”(《全唐诗》卷一三六)陶翰《出萧关怀古》诗：“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全唐诗》卷一四六)王昌龄《塞下曲》：“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全唐诗》卷一四○)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七：“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全唐诗》卷一四三)中唐有张籍，其诗《泾州塞》云：“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道边双古堠，犹记向安西。”(《全唐诗》卷三八六)另颜真卿亦曾走北道出塞，见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诗：“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全唐诗》卷一九九)高适《奉寄平原颜太守》诗：“应念萧关外，飘随转蓬。”以上诗作中的萧关、弹筝峡等，皆是丝绸之路北线的著名景观，也是北道必经之地，由此可知他们出塞走的是北道。而走南道出塞者，只有盛唐岑参、高适两个显例。另唐以前也有赴凉州走北线的著名例子，如东汉班彪即是。东汉更始年间(23―25年)，班彪为躲避关中战乱，携家人自长安出发，往投姑藏(今甘肃武威)，并留下征行赋名作《北征赋》，该文将其自长安出发至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的行程完整地记叙了下来，可以说是有关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最早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因此，相比较而言，古人走北线者反较南线者为多。

　　第三，也是最主要证据，即王维本诗中所描绘的地名景观，为北线所有而南线所无。上文已述，《使至塞上》诗为王维到达凉州后回忆旅途见闻以及抒发即时感受之作，故只需了解诗中所写地名景观之地理位置，即可确定其所走路线。这恰可从诗歌后两联得到证实。首先，尾联之“萧关逢候骑”，乃实写王维行到萧关逢到侦察骑兵。此处的“萧关”，是指汉萧关故址，其地理位置在唐原州(今固原)东南三十里，正为北道行途的重要关塞，此中详情，读者可参阅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之有关“萧关”之考证。前文已述，古代经萧关的一段道路亦称“萧关道”，乃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一段，这亦可从前引初盛唐诗人所作诗中得到证实。后之学者昧于此而妄言此“萧关”乃是虚写，泛指边塞之地，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实，能确证此一点，即足可证实王维走的是北线。其次，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北道所独有的景观。诗中的“大漠”指北道途中自新泉军(今景泰)至凉州(今武威)段所经过的腾格里大沙漠南沿，走南道是见不到大沙漠的。“孤烟”指报平安的烽烟，亦称“平安火”，唐代有烽火报平安的制度，详情可参见陈梦家先生的《汉代烽燧制度》。“长河”指北道途中自会州(今白银市平川区)至会宁关(今靖远县北城滩)间的一段黄河。据严耕望先生考证，长安至凉州的北道的会州至会宁关一段，其走向基本是沿黄河河谷西北行，此段路程有180唐里。这一段路程非常重要，因为此段路径基本是伴黄河而行，且至少需行两天时间；特别是此段长达180唐里的黄河整体流向是西北向，且其中有些河段(有的'长达十余千米)完全是东西向，即黄河是由东向西而流，这种大河西流的景观，乃为此段黄河所特有，这从地图上亦清晰可见。根据常识，“长河落日圆”这种奇景，只能出现在东西向或者西北向的大河上。如果是晴天的傍晚，沿河而行的旅客就能欣赏到“长河落日圆”的奇丽壮阔的黄河奇景。另据考古发掘，唐代的会州州城与会宁关皆建于黄河岸边，此两处也同样可见“长河落日圆”的景观。一般人只知道王维出塞要横跨黄河，而不知道王维此行至少有两天时间几乎是伴黄河而行，正是在这段旅途中，王维才第一次见到了大河西流的地理奇观以及“长河落日圆”的奇异边塞风光。而这种大河西流的情况是走丝绸之路南道的人见不到的。

　　综上所述，王维出使河西走的是北道而非南道，其《使至塞上》诗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正是描写盛唐时丝绸之路北道的独特边塞风光。

　　译文：

　　一随轻车简从，将去宣慰将士护疆守边，奉使前行啊，车轮辘辘辗过居延。

　　恰是路边的蓬草，随风飘转出了汉朝的世界，又如那天际的大雁，翱翔北飞进入胡人的穹天。

　　只见──灿黄无限的沙漠，挺拔着一柱，灰黑直聚的燧烟，横卧如带的黄河，正低悬着一团，落日火红的苍凉与浑圆。

　　行程迢迢啊，终于到达萧关，恰逢侦察骑兵禀报──守将正在燕然前线。

　　赏析：

　　开元二十五年（737）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察访军情。这实际是将王维排挤出朝廷。这首诗作于赴边途中。

　　“单车欲问边”，轻车前往，向哪里去呢？“属国过居延”，居延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远在西北边塞。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诗人以“蓬”、“雁”自比，说自己象随风而去的蓬草一样出临“汉塞”，象振翮北飞的“归雁”一样进入“胡天”。古诗中多用飞蓬比喻漂流在外的游子，这里却是比喻一个负有朝廷使命的大臣，正是暗写诗人内心的激愤和抑郁。与首句的“单车”相呼应。万里行程只用了十个字轻轻带过。

　　然后抓住沙漠中的典型景物进行刻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后两句写到达边塞：“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到了边塞，却没有遇到将官，侦察兵告诉使臣：首将正在燕然前线。

　　诗人把笔墨重点用在了他最擅胜场的方面──写景。作者出使，恰在春天。途中见数行归雁北翔，诗人即景设喻，用归雁自比，既叙事，又写景，一笔两到，贴切自然。尤其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写进入边塞后所看到的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近人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边塞荒凉，没有什么奇观异景，烽火台燃起的那一股浓烟就显得格外醒目，因此称作“孤烟”。一个“孤”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紧接一个“直”字，却又表现了它的劲拔、坚毅之美。沙漠上没有山峦林木，那横贯其间的黄河，就非用一个“长”字不能表达诗人的感觉。落日，本来容易给人以感伤的印象，这里用一“圆”字，却给人以亲切温暖而又苍茫的感觉。一个“圆”字，一个“直”字，不仅准确地描绘了沙漠的景象，而且表现了作者的深切的感受。诗人把自己的孤寂情绪巧妙地溶化在广阔的自然景象的描绘中。《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这就是“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段话可算道出了这两句诗高超的艺术境界。

　　创作背景

　　公元737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春，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涤西大破吐蕃军。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察访军情，并任河西节度使判官，其实是王维被排挤出朝廷。这首诗就是作于此次出塞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