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晚年作品的情感

王维晚年作品的情感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但是由于“安史之乱”中的经历，其思想完全倾向并且深陷于佛禅，作品也流露出与其山水田园诗歌那空灵秀美意境完全不同的风格，多表现出一种哀伤、忏悔的沉重情感。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当时诗坛就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其后期的诗歌创作却呈现出前期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闻一多先生说过：“一个作家的遭遇跟他的诗文的风格大有关系。”笔者认为这句用来形容王维非常确切，王维恰恰经历了李唐王朝的盛衰，并且在“安史之乱”中有一段陷贼的经历。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诗人晚年一直活在深深的痛苦中，诗文创作也颇受影响。

　　一、王维的“安史之乱”经历

　　关于王维的此段经历，《旧唐书》、《新唐书》都有相关记载，大意都是王维扈从不及，被叛兵俘获，迫受伪职。这些记载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王维在“安史之乱”时的遭遇，王维的这一段经历，后来就演变成了学者诟病他的最主要的基点。朱熹《楚辞后语》(第二卷)中云：“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中云：“古来以文章欺人者，谢灵运第一，王维为次。”其实我们从这些记载来看，王维并不是心甘情愿背叛唐王朝而依附安禄山政权的，只是扈从不及，迫受伪官，并且一直被拘。

　　对于在“安史之乱”中接受伪官的唐朝官员而言，贼平之后的惩罚也是绝对逃脱不掉的。《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中详细记载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依此判断，王维假如是真心做了伪官，最轻的惩罚也应该是重杖一百，但是历史的记载却是被赦，并且惩罚仅是官由给事中降为太子中允。笔者认为王维被赦的明确原因有两个：一是王维陷贼期间听闻安禄山在凝碧池大宴，期间又发生了乐工雷海清因不配合而被肢解一事，维有感而发，作《凝碧池》一诗。维以此诗闻在行在，肃宗乃免其罪。二是王维的弟弟王缙在平叛中曾立功，愿削去官职以救其兄长，所以肃宗特宥之。笔者认为除了这两点原因之外，可能还存在着这样的可能，那便是肃宗本人以及后来的代宗皇帝本来对王维本人也没有坏印象，而且维早年就以诗名盛，再加上王维个人对安禄山政权的消极抵制，所以就得到了赦免，官职后来还慢慢升迁。就此观之，诗人是没有必要为“陷贼”一事有负担的，因为当权者没有计较他的错误。但是作为诗人自己，他却始终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这段可以称之为耻辱的“失节”经历的阴影。

　　二、王维后期作品思情感分析

　　王志清先生曾经戏言：“中国作家里具有忏悔精神的，就‘两个半人’，王维、鲁迅加半个写作了《随想录》的巴金。”当然，王先生只是戏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三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以及作品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评价是多么贴切。王维的忏悔精神最早的便来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清醒认知与清算中，即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陷贼经历。而也正是因为这些，诗人晚年的诗文风格大变。

　　根据陈铁民先生的《王维集校注》所收作品看，在这五年中，诗人创作了 48篇诗文。诗歌26首，多是酬唱、赠答以及送别诗。这些诗都或多或少的表达着诗人哀伤、忏悔的情感。在《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一诗中，诗人言到：“忽蒙汉诏还冠冕，始觉殷王解网罗。日比皇明犹自暗，天齐圣寿未云多。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闻道百城新佩印，还来双阙共鸣珂。”诗人借“殷王解网罗”的典故说明自己既已赦罪，旋复拜官，感谢圣恩。进而写到花鸟似乎也通了人性，皆知笑，亦解歌，可见作者惊喜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我们从诗中的“忽”、“始”二字不难看出作者对被赦的一种诚惶诚恐，觉得自己始料不及地受宠。虽然诗人没有在诗中提到自己陷贼而未能保持名节的事，但是他内心的自责却是可以让读者一览无余。

　　诗人一生作的送别诗很多，这类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送别官吏，一为送别友人的。前者大都是官场应酬之作，诗人王维始终是冷淡的，礼仪性的作别。后者的主情调大都是激扬的，有时多表现出自己的不遇感。即使是友人落第、出塞或者弃官，诗人都没有很悲伤的情感。然而在《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一诗中，诗人写到：“陌上新离别，苍茫四郊晦。登高不见君，故山复云外。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心悲宦游子，何处飞征盖。”在这首诗中，我们看不到王维对弟弟宦游所寄予的远大希望，诗歌一开始的外景基调便是陌上别离，天空晦暗。作者登高而望，看不见其弟的身影，只看见远处的山和树，真是众里寻弟却不现，诗人心中的惆怅和悲凉愈加深重。最后两句“心悲宦游子，何处飞征盖”更是表现出诗人对其弟前程的忧虑，没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豪放，有的只是默默的担忧和长长的牵挂。

　　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一文中，诗人这样写到：“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在《谢集贤学士表》中作者又说：“臣抽毫作赋，非古诗之流;挟策读书，无专经之业。”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无任恳款之至。”在这三篇文章中，王维不仅不断提到自己的陷贼经历以及皇恩浩荡对自己特赦，认为自己无才无能，担当朝廷的官员是有辱于圣听，而且流露出的自责之感强烈深重，其忏悔的精神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朝廷对他的过错的不计较，不仅不计较他，反而官职累迁这件事，他感受到深刻的`不安，内心的负罪感也愈发深沉。他的负罪意识越负越重，而且越是忏悔越感到不能自我救赎，结果最后深陷自责与忏悔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在其即将离世之前还写作了《责躬荐弟表》，此文一开始王维就再次陈述了自己的陷贼经历，本来此经历应该是王维一生最大的污点和痛处，自己应该避之不谈，但是我们的诗人王维却是一次次把自己的旧伤疤揭开，露出血淋淋的皮肉给当局者，给我们读者，包括他自己看，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在表述完这段经历后，诗人又“乐此不疲”地将自己的短处与弟弟王缙的长处一一对比到，进而说明自己在忠、政、义、才、德五个方面都不如其弟，自己还供职在京城是多么的值得羞愧。虽然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是作者举荐自己弟弟回京供职的，但是这样揭露自己短处进而抬高所荐之人的举荐文章还是罕见的。入谷仙介引小林博士对此表的评价说：“如斯痛切真切嫌恶自己之记录，洵世界文学，其类不多。”王维之所以要这样做，还是因其内心忏悔作祟!

　　三、结语

　　王维后期的作品深深地烙上了诗人哀伤、忏悔的标签，王维的哀伤和忏悔都起源于他对自己的陷贼经历的不断清算中，他时刻感受到深刻的不安，也许他一直想着，或许哪一天统治者会旧事重提，从而让自己接受沉重的处罚。也就是这段被后人也被他自己视为屈辱的经历，不断地让诗人深陷自责，悔恨，以致很快离世。释清潭对此评论：“深痛探此间之事(洛阳幽禁)，无疑促其早亡。……如无此事，则能后保十余年生。然四年即死，其原因可察。”正如王志清先生所说：“王维是在灵魂深重的忧叹中走完了他的一生的，其人性高度自觉和人格独立向善的自我救赎，虽然没有最终将他从负罪的最大的痛苦中超脱出来，然而，却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有限的艰难超越。”

　　也许正是因为王维的这种自觉的忏悔精神，王维才成就了自己，成就了杜甫诗中所写的“高人王右丞”，成就了全面、完整为人所品评不已的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