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老友忆汪老夫妇

汪曾祺老友忆汪老夫妇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

　　我与当代文坛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是忘年之交，加之师母施松卿和我是福建同乡，因此我将他们夫妇视同长辈。半个世纪来，他们相濡以沫的恩爱生活深深打动着我。

　　从私订终身到喜结良缘

　　40年代初，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神州大地，然而地处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却吸引了很多海内外学子。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取道越南历尽千辛万苦也来到这儿学习文学，那时他师从沈从文先生得到不少亲身教诲。

　　汪曾祺虽然专业成绩优秀，却未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西南联大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成绩，尤其是当时教体育的马约翰(后清华大学有名的体育教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而自幼好文的汪曾祺除了大学一年级体育考试勉强及格外，其他3年均未达到标准，按照学校规定他只能推迟一年到1944年才能结束学业。谁料到了这一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学校又规定凡毕业生必须到当时援华的美军中任一段时间翻译方可拿到毕业证。汪曾祺被分配到陈纳德航空队当翻译，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拒绝了这份工作，于是两手空空地离开了西南联大。

　　当时，没有文凭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汪曾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总算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昆明郊外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国文教员，就是在这儿，他与施松卿由校友、同事成为朋友、恋人。

　　施松卿，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飘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西语系学习。在学校时，她与汪曾祺虽不在同一个系，但因兴趣爱好相投，在一些社团活动中互相认识，交往不多二汪曾祺来建设中学时，施松卿已先于他在这儿任英文教师，两位年轻人因为校友同事的双层关系交往得密切起来，至于怎样成为恋人并私订了终身，汪曾祺先生和师母从未向人说起过，这或许是只有他们俩人才知道的秘密吧。

　　甜美安宁的书斋生活很快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1946年，在建设中学工作了两年的汪曾祺和施松卿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到了内地。汪曾祺去了上海，经李健吾先生的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员;施松卿则回福建小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她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冯至先生处当助教。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他只得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言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他把铺盖搬到午门旁的一个值班室里，从此有了一个小小的窝。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参加了革命。195O年初夏，汪曾祺即将随军南下之际，与施松卿结束了长达6年的恋爱关系结成了百年之好。

　　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那天，俩人一起去办了手续，然后来到一家小照相馆照了张结婚照，从那张发黄的照片上依稀可以看出汪曾祺当时的生活状况，他穿着一身刚发下的绿军装，眼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每当回忆起结婚这一段，两位老人总要为一个细节争论不休，那就是那天中午他们究竟是在中山公园附近哪一家饭馆吃的面食，时光的流逝早已冲淡了历史的痕迹，然而这对老夫妇执拗的争论却仿佛使他们回到了激动人心的青年时代。

　　风雨岁月中的`爱

　　婚后，汪曾祺随军南下到了武汉，留在汉口斫口区的武汉第一女中任教务副主任。过惯以文为生闲散生活的汪曾祺不习惯武汉的教书生活，尤其是武汉夏天酷暑难耐的热。

　　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汪曾祺在北京文联任职，先在《北京文艺》后调《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部，施松卿则在1952年调到新华社从事英文编辑工作。50年代的最初几年，汪曾祺夫妻团聚在一起并有了安定稳固的收入，3个孩子也活泼可爱，一个温暖的小家过得充实而幸福。

　　很快，1957年开始的政治风暴使这个与世无争的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58年，汪曾祺被送到张家口一个农科所果园去进行劳动改造。临走那天，施松卿仍在单位上班无法回家送他，汪曾祺一个人枯坐在家中良久，当意识到妻子真的无法前来送行时，他才无可奈何地起了身，出门前，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匆匆拿起笔留下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松卿，等我4年!”再没有比这样的叮嘱更执著、更信赖的了，施松卿下班回来，站在空荡荡没有了汪曾祺的家里读着那张令她肝肠寸断的字条，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等你，一定等你回来。”

　　从这之后一直到十年内乱结束，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论面对多么大的政治压力，施松卿始终守着3个幼小的孩子坚决不离婚，为此她吃的苦经受的折磨都是不堪回首的。每谈及此，汪曾祺老人都特别激动，看得出，他从内心感激妻子在动乱年代给予的最真诚的信任和帮助，对妻子在那些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感内疚，因此，他不只一次地对人说：“我这辈子----80年代起，他的创作又呈现鼎盛时期。《受戒》、《大淖记事》、《职业》等作品纷纷为文坛称道，同时，年届花甲的他又在散文、评论等领域笔耕不辍，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施松卿退休后，虽忙于编译却大部分时间充当了汪曾祺创作上的助手和生活上的保姆，也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才可能在生命的黄昏期再次爆发再次闪烁。

　　在读书写书之余，汪曾祺酷爱作画写字，并经常下厨烹调，而举凡接待客人、寄信采购、收拾碗筷等杂事大都落到施松卿身上。由于家中没有保姆，家务事大多由施松卿安排处理，遇上汪曾祺外出参加活动、讲学、交游，她便陪同照顾。

　　汪老夫妇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里，唯一始终争执不休的话题就是酒。随着年岁的增长，饮酒对身体的害处越来越明显，戒酒成了汪师母及全家的艰巨任务，而汪老酷爱酒到了什么程度呢?不仅在宴会上喝，而且到小酒馆里喝。有时甚至在厨房里偷偷地喝料酒，或者趁师母外出时偷偷买酒喝。我在他们家吃饭时，就常看见汪老趁师母不注意时，偷偷喝酒的情景。为此，师母同他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酒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95年初，汪老因肠疝气手术住院，检查中发现由于长期饮酒导致肝功能异常甚至有局部硬化的可能，在医生的劝诫下，汪老才下决心戒了酒。汪老病刚好，师母又病倒了，她患的是轻度脑血栓，两次入院急坏了汪老，师母为人豁达善良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仪表不凡，曾被女作家铁凝称为“伊丽莎白女皇”，本文写作之际，老人正颐养于病榻之上，我衷心希望“伊丽莎白女皇”早日康复，与汪老共度美好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