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胡同文化读后感

　　汪曾祺胡同文化读后感篇1：

　　百姓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他比镜子更透彻，一切美好与丑陋都清晰可见，从没有修饰加工过的另类之美。生活就是百姓文化的表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反映着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实这种思想也是历史铸就的，在他面前无可挑剔也无可批评。一切似乎是顺其自然而形成的，却又充满曲折，当一切都流向正确的方向时，我们只能继续优良的，而尽力避免“逆流”与“迷路”，对于某些精华的片断有也只能留念。

　　离我们不远，刚逝去的这些片段中也必有这一幕——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古今交界处百姓文化的代表，自有一番广博的世界。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融合因清政府统治而达到顶峰，也因清政府对外的无能而使其倍受欺凌，是封建的大高院还是手工业商业的集聚地都将在那些瞬间被决定。也许民族的大杂居将人们的建筑习惯推向历史高峰，于是封建的高墙与市民的精细结合，迷信的方位与理性的情感结合，纲纪的秩序户与情感的交流结合，自然地形成了“胡同”。“胡同”的院落方正有序，井井有条，又不失邻里的交往，向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的空间。“胡同”的名字更体现了百姓的大智，像是在思想层层束缚下的挣扎，一片受污秽感染却自由活泼的天地。对一座城市来说，“胡同”又完全像是静脉，不必是主动脉或大静脉，仅仅毛细血管也可以决定其生死。当时的中国人民又何止是受夹板气，封建统治者禁锢其思想，束缚其行动，又剥削其血肉;帝国主义的到来并没改变什么，反到又加上了殖民统治，哪有洋大爷不都得躺着，手工艺品卖不出去又能怎样，干完活之后没被饿死不就万幸了吗?这不算什么，我们可以“忍”但“忍”一时不代表会忍一世。薄进而少出，没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 追求什么别的，一个“忍”字背后有多少辛酸，看似消极的背后有多少反抗，说出这个字需要承担多大的无奈?但这还不能看作是“胡同文化”的全部，有的人将“忍”忍到底误解了“忍”，但更多的人只暂时一“忍”中华民族的气节还在心底，于是才有今天的一切。

　　历史风云变幻转瞬即逝，而我们后人除了怀念当时的经典外，更应当借鉴其精神，追究缺点是必须的，体谅情怀同样必不可少。总之，历史是人民造就的而不是由支配人民的一幕幕组成的，人的历史终究在于人。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中语文第一册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汪曾祺胡同文化读后感篇2：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中语文第一册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汪曾祺《胡同文化》鉴赏说明

　　一、整体感知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现在比较公认的文化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的看法：“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简单地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意识、习惯、观念等的集合。说起文化，许多人可能觉得高深莫测。探讨文化问题，必定是学者专家的“专利”。而本文作者说起胡同文化，并没有很严肃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胡同、四合院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读了这篇文章，许多读者也许会感觉到，文化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文化也可以这样探究。

　　书名是“胡同之没”，序言自然围绕“没”字下功夫。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谈胡同的起源、发展，再谈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后谈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中的衰落。看似悠闲散漫，但其中的内在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

　　二、胡同与胡同文化

　　曾经是北京城市重要象征的胡同、四合院，狭窄、拥挤，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活，落伍于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变化。交通不便，街区各种生活设施落后，公用服务跟不上，成为胡同和四合院难以根治的顽症;而扩宽街道，危房拆迁改造，莫不涉及胡同和四合院。胡同之没落，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虽然许多人留恋胡同，留恋曾有的岁月，怀念邻里情谊、大家庭般的温暖，但是这些温情都阻挡不了胡同的'没落。

　　胡同文化的内涵是什么?作者有如下概括：“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等等。可以说胡同文化也是良莠不齐，应该有弘扬，也应该有抛弃。作者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是从作者的言谈话语中，我们还是能看得出作者的判断的。

　　胡同文化，并不是仅局限于住在胡同内四合院里的人。北京这些年发展很快，很多胡同、四合院消失了，许多人搬进高楼大厦，住上宽敞的公寓，甚至拥有私家别墅，但是胡同文化的传承仍表现在他们的身上。富裕的现代生活，并没有隔绝他们和胡同文化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如楼里一个小伙子打了开电梯的姑娘一个耳光，作者要主持正义，而同楼住的两个老北京却说“忍着吧!”胡同文化的根性，仍然深植在这些人的心中。

　　胡同是没落了，失去根源的胡同文化也将没落，不过文化的没落不等于物质的消失。胡同文化会转移、分解、传承到新的载体上。在迈向现代文明的旅程中，既要创造新的文化，也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胡同文化的内涵，哪些该继承，哪些该扬弃，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作者的感情

　　作者一生对传统文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可以从作者许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某种传统文化的没落，作者的感情态度，首先是豁达，不保守、不顽固，与时俱进，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作者是相当留恋的，对于北京胡同文化的许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并融合其中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胡同文化日趋没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时世交替。其次，作者对胡同的没落，是深怀叹惋之情的，毕竟对多年生活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过胡同文化许多的熏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许多和胡同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所以作者经过那么多政治的风波和人生挫折，还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其三，作者对胡同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作者很清醒地认识到“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现代信息化社会，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趋扩大，人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封闭”意味着思想保守、意味着行动落后。而“易于满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四、语言特点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本文语言平白、朴素，口语性强，富于表现力。比如开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几句话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没有什么文辞的修饰，即使打比方，也充满生活气息，“像一块大豆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但是说出来却让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把事物的特点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简字约，但是准确、生动;“城里有大街，有胡同”这样的短句，表达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上下句子连贯起来，让人觉得像北京艺人说书一样，充满韵味。这样的语言特点在本文中到处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举。汪曾祺作品的语言，还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如“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字四句，语如连珠，既雅致，又通畅，毫无生硬滞涩之感，将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巧妙地融合贯通，给人一种别致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