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当代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由于时代的、文学的等诸多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变得越来越简陋、僵硬。那么梁实秋的小说散文化意象特征，大家是否了解?

　　汪曾祺的乡土抒情小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位来自江苏高邮的作家，以其对故乡的挚爱，叙写故乡人生的平凡琐事，讴歌美的人情和人性。在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的细腻描绘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成为中国当代写意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重新弘扬了乡土写意抒情的艺术传统和审美精神。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他小说的美学特征。

　　一、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说的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散文化小说，读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恬静、闲适、淡远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诗意美。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读他的许多小说，经常能看到，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随意引用穿插，给人一种很随便的感觉。但是经过作家艺术化的处理后，这些随意插入的成分都成了叙事的有机成分。他的小说结构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读来却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犹如随笔一般的自由和亲切。

　　汪曾祺在其作品的具体内容构制上，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论断，主张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意境”，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他认为小说只要写出了气氛，可以不讲故事，没有情节，甚至不必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也可以在字里行间刻画人物。汪曾祺称其为“苦心经营的随便”，因此，他的小说努力将激烈的矛盾冲突淡化，追求和谐的审美氛围，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牧歌趣味，“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为读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兴趣。如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讲述的是巧云与锡匠之间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小说中巧云被保安队长性侵犯后，“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跳到淖里淹死”，当她爱恋的锡匠被号长打伤后，她毅然将其接到家里，独自挑起了抚养病瘫父亲和重伤恋人的重担。一幕悲剧经过散文化处理，将矛盾淡化，从而笼上了一种牧歌的平和恬淡意味。同样，《晚饭花》中的王玉英嫁给不务正业的钱老五的悲哀人生故事，在作家娓娓而叙的散文笔调中，拂去了悲哀的色彩，突出了主人公对未来生活的执着希望。《陈小手》中的陈小手被军阀团长请去为难产的太太接生后却被打死的悲剧故事，在作家舒缓的散文笔调的叙写中，同样淡化了悲剧色彩。

　　二、回忆性的小说叙事

　　“小说是回忆”对汪曾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观，距离的拉远把各种急功近利的感情缓和下来，悲伤、浮躁、大喜大悲、死去活来等等都被时光之水过滤得淡而又淡，心态上呈现出没有功利的平和散淡，相应地，叙述话语也是一样的舒淡平和。

　　汪曾祺对“小说是回忆”有独到的诠释：

　　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小说是回忆”意味着汪曾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对回忆中的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自然而然地打通各种艺术形式，进行诗意化的文体建构，以满足自己的美学追求。因此，汪曾祺的回忆里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江苏高邮的人与事，那是他的小说的中心;其次是昆明的生活，那里有他的青春年华;再次便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如同一个慈祥的老人，回眸人生时，总是以一种和善的目光，选择出那些美好的片段，娓娓地说与后人，使其文本呈现出浓浓的诗意。

　　汪曾祺小说“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他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一文中说：“经长久的学习和磨练，我的人生观比较稳定、比较清楚了，因为对过去的生活看得比较真切了。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但是用什么观点去观察和表现生活呢?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考察汪曾祺小说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发现大部分小说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跨度都很长。以《受戒》为例，这篇小说成文于1980年，而文本内容呈现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正是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的时间差，神秘地使回忆文本具有了某种美学效果。43年的时间差一方面模糊了往事的轮廓，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对这些片断的审视，由于远距离的关照，使得作家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着既往的人和事，清醒而冷静地审视着一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出超然而淡薄的评判，略去应有的功利主义，从而使文本获得了平淡和谐的诗意境界，读者也会从中获得审美体验。

　　对于创作主体来说，回忆就是把自己所体验过的东西呈现在作品中，使它在审美的意义之上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阈中，因此，当汪曾祺走入对往事的回忆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审美意义上呈现了自己所体验的生活。他追溯往事，以呢喃的诉说传达着他对现实世界和记忆世界的感知，也正是在这样的追溯中，原来幽闭于作家内心世界的回忆得以敞亮于读者的审美视阈之中，成为永恒的美。

　　三、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

　　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之所以获得殊荣，这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可读性而致，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美学风范的回归，也就是从废名和沈从文开始的“田园诗风”乡土情结的“还魂”。

　　风俗画艺术是汪曾祺小说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画”是文学百花园中不可少的一只奇葩，风俗画小说不仅有审美价值，也有认识价值，对于研究民风和国情有重要帮助。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着眼于民俗民情的细节描写，很精当地造成了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生活氛围。

　　汪曾祺是以自己的故乡苏北高邮为背景，在对风土人情的描写中去构筑一个美的世界。在《大淖记事》中，风物描绘占全作的二分之一。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组高邮水乡大淖的风光景致，这组貌似平淡的水墨画把人们引进了优美的世界。大淖中央的沙洲上虽然“长满了茅草和芦荻”，但春夏秋冬碧绿、雪白、枯黄、各呈异彩。做小生意的，以和为贵，凡事忍让，相安无事。兴化帮的锡匠们很讲义气，又极正派。世代居住在“轮船公司东头”草房里的挑夫们更是安贫乐道，他们勤劳，善良，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他们日常的劳动也给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女挑夫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趾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受戒》也是一幅清丽的风俗画，在《受戒》中，风俗与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苏北的民风民俗放焰口、歪荸荠、唱薅草歌、挑担藕等等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构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成为故乡民间世界人情美、人性美的载体。事实上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其核心便是人生的艺术性。汪曾祺优秀的小说几乎都与民俗有关，比如，《茶干》写酱园，《八千岁》写米店，《异秉》中有药店、纸烟店、熟食店，写了各种熏烧炒货和刨烟、碾药的方法，以及有关烟茶的知识等。究其主观原因，在于他自幼年时心灵上就已深深地打下了民俗的印记，他把一切美好的记忆都与民俗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把自己的欢乐与民俗联系在一起。于是，“美好等于童年等于民俗”，就成了汪曾祺的一个摆不脱的情感情结。因此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四、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炼、典雅的特点。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语言，组合起美的意象，显示清逸冲淡的情致。作者还汲取文言和方言口语的长处，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特色，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

　　首先，来看《大淖记事》中对巧云的描写：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眯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什么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

　　这里先用白描刻画巧云外貌的美，特别突出她的眼神特点;然后又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人的反应中烘托巧云的美。

　　再以《受戒》中的一段为例：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这一段景物描写渗透着人情，情与景和谐，富有诗情画意。意象的飘动重叠中，有一种流动的思绪和流动的美。读后让人感到一种氛围，一种韵味，一种言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感觉。

　　正如汪曾祺所说，“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语言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了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语言决定于作家气质。把语言提到非常显要的位置上，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小说家在长期与语言游戏、玩味、揣摩、较量中的深切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