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说：我的世界》简介

《汪曾祺说：我的世界》简介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 本书始终围绕着对一个作家的认识角度。从他作品里透出的感怀，从他的阅读同写作，从他的交游与回忆，了解他，接近他。特别收入了八篇弥足珍贵的散佚文章，作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年的纪念。

　　始终围绕着对一个作家的认识角度。从他作品里透出的感怀，从他的阅读同写作，从他的交游与回忆，了解他，接近他。特别收入了八篇弥足珍贵的散佚文章，作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年的纪念。汪曾祺是民族的。他作品的语言都是中国话。学习民间，阅读经典，并且字句讲究。

　　汪曾祺是继承传统的。他的历史文化学养，来自博杂深入的阅读。

　　汪曾祺是世界的。他对外国现代作家作品有选择地用心学习。

　　汪曾祺是时代的。他对自己经历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有关注。每个阶段，都有写作。他说过：“写作，是我生命全部。”

　　汪曾祺是抒情的现实主义。有花花草草、风俗饮馔，更有忧愤和抗争。他有追求和谐、自由的传统文人情趣，但他的灵魂始终未能得到安宁，得到释放。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任中学国文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刊物。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底调至北京京剧团(院)任编剧。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 曾在海内外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部;《汪曾祺全集》于1998年出版。代表作品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的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持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做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于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的街。我熟悉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我熟悉中药的气味，熟悉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我熟悉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我熟悉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伞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前四年在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一九四六年夏至一九四七年冬，在上海，教中学。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一九四八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五月，至汉口，在硚口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一九五○年夏，回北京。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分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人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

　　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