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

　　引导语：宋代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是中国历史上精忠爱国的典范，我们一起来学习他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是什么?对后人有哪些影响?

　　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是中国历史上精忠爱国的典范，在他身上最好地反映了宋代文明政治和科举制度的社会价值。文天祥在南宋王朝已经不复存在的背景下，不愿意为千方百计拢络人才的元朝所用，做出英勇就义的决定，有着坚定的个人信念，是宋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这种政治主体意识自然表现。从杨家将到岳飞到文天祥，宋代出现这么多精忠报国的典型，直接反映了宋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实行文明政治取得了明显良好的社会效果。

　　宋代长期坚持崇文国策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提倡科举为草茅而设的选拔人才导向，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给予士人极大的政治参与空间和优越的生活待遇，读书出身的人不论门第高低都能凭才学进入国家的领导层、决策层，参与国家的管理和日常事务。这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大量士人对国家抱有强烈的知遇之恩，对家国负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报答国家成为他们的人生选择。文天祥的事迹告诉我们，建立和谐社会、尊重和善待知识分子对维护国家政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天祥的背后有很深的传统文化背景，他受到传统的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还在早年受到当地先贤的形象教育。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宋的状元、宰相，特别珍惜国家赋予他的荣誉，承担报答国家的义务，尽到了士人的道德责任。作为士人的优秀代表，文天祥走过的不仅是读书报国的普遍历程，还投身于国家危难时的抗击侵略的军事斗争，最后英勇牺牲，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士的精神更加鲜明、更为全面，更有代表意义。他的精神世界，超出了一般士人的精神水准。因此，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更具有社会意义。

　　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形象，被后世的历代政权广为褒扬，树立为士大夫的楷模;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选择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浩然正气，逐渐成为以士人为主流的全民自觉参照和遵守的人生价值标准;他的勇敢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外来侵略面前勇敢斗争，坚决抵抗。文天祥在中国社会史上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个人事迹的本身。

　　两宋王朝的统治者出于改变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局面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长期坚持“以文治国”的方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给予士人极大的政治参与空间和优越的生活待遇。正是由于王朝统治者长期坚持“崇文”国策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宋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呈现出了与前代社会截然不同的景象。一个不同于前代的士人阶层迅速崛起，他们深感国家知遇之恩，对国家的命运负有强烈的责任感，给人民树立了正义的形象。在他们的文化感召下，整个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世道人心“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到了宋代末季、国家存亡之秋，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宋代士人阶层的全新精神风貌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文武官员在这一时期显示出了对前代的极大超越，据万斯同的《宋季忠义录》记载，南宋末年抗元死节之士仅有记载的就有五百多人，这与唐末五代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文天祥作为大宋状元、宰相，作为南宋末年士大夫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宋代社会精神世界和社会风貌的典范。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两宋士大夫不同前朝的节义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可以看出宋代文明政治和科举制度的社会价值，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社会意义，从而寻找出后世社会史发展的重要脉络。

　　(一)文天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文天祥出生于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这一年，北方蒙古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蒙古大军一方面在拔都率领下进行第二次西征，这次西征在7年后横扫亚欧平原;另一方面进行了对南宋的入侵，真州之战、阳平关之战、江陵之战都在这一年相继发生。战乱频仍，国家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对当时的士人阶层影响是深刻的，这也让文天祥在童年发蒙之初，就对对国家忠诚的价值取向有着很深的认同：

　　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

　　由于天资聪颖，文天祥很早就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弱冠之年，文天祥进入白鹭洲书院学习，而此时恰逢朱熹弟子、吉州名儒欧阳守道担任山长。欧阳守道虽然与文天祥只有一年的师生之谊，但这一年里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文天祥产生了毕生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欧阳守道逝世后，文天祥在《祭欧阳巽斋先生》一文中得到证实：

　　先生之学，如布帛菽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不为曼衍而支离。

　　而这其中，“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一语，不仅是文天祥对老师学问的评价，也无疑是文天祥一直追求的目标。

　　宋理宗宝佑四年，即公元1256年，文天祥在省试中再次闯关通过，榜上提名，因此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理宗在集英殿举行面试时，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慷慨陈词，提出“天地以此道而不息，圣人亦以此道而不息”，深得理宗和考官王应麟赏识，被理宗直接从初定的第七名提到了第一名，成为大宋的状元，从此踏上报效国家的仕途。

　　文天祥进入政坛已是宋王朝最后时期，随着蒙古南侵的日益加剧，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文天祥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员代表，对当时士人阶层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和家国忧虑体会至深，在他的前期至中期诗歌、文章、与友人的书信中，他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了忠、义等人生命题。

　　夫人生于世，致命各有权。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

　　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一死鸿毛或泰山，之清之重何所处。……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徇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同一时期，在许多以古代忠义之士为对象的咏怀言志诗中，文天祥相当有倾向性地选取了或在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交战之际，或在国家分崩离析之时努力力挽狂澜的忠义之士，如苏武、诸葛亮、张巡、刘琨、祖逖、颜杲卿等作为歌颂赞扬的楷模，并对李陵、哥舒瀚、令狐潮等大加斥责，鲜明地表明自己痛恨败坏国家大事的人生立场。

　　漠漠愁云海戍迷，十年何事望京师。李陵罪在偷生日，苏武功成未死时。

　　斜谷事不济，将星殒营中。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

　　中原荡分崩，壮哉刘越石。连踪起幽并，只手扶晋室。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东门长啸儿，为逊一头地。何哉戴若思，中道奋螳臂。豪杰事垂成，今古为短气。

　　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

　　昔时张叔夜，统兵赴勤王。东都一不守，羸马迁龙荒。……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坠，我辈终堂堂。

　　但随着蒙古大军对长江江防重镇的陆续攻克，宋王朝日益倾颓，灭亡已成大势。面对这样的变局，不少地方官员对于抵抗能力严重不足的宋王朝失去了信心，虽然谢太后亲自发布“哀痛诏”痛陈国难，号召各地勤王，但大部分人选择了首鼠两端，坐壁上观。而此时文天祥却毅然抛下优渥的生活，甚至不惜毁家纡难，以全部家产尽充军费勤王。

　　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

　　朋友认为他这样做无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却认为他哪怕是螳臂挡车，也能够为士人做个榜样：

　　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文天祥招募的勤王军自然无法挽救宋王朝的命运。面对强大的元兵，宋王朝的兵力根本无法对抗。几年的周旋下来，宋王朝的力量越来越弱，掌握的地区越来越少。随着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赴水自尽，宋王朝最终灭亡。文天祥也随后被元兵俘获，并随元兵北归。元朝统治者们一直对他这位有节义的大宋状元敬仰有加，许诺他高官厚禄，但文天祥却一直拒不降元，并在大都的牢狱里坐以待旦度过了最后四年时光。在牢狱的腐臭潮湿中，文天祥先后在《五月十七夜大雨歌》和《正气歌》对他的人生选择作出了这样的思考：

　　乾坤莽空阔，何为此凉凉?达人识义命，此事关纲常。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至元十九年，文天祥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最后一次劝降。几天之后，他在大都从容就义。他在绝笔《衣带赞》中留给家人朋友这样一段赞文：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段绝命诗，无疑反映了他最后时刻的真实思想。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他对自己一生求索的人生价值的总结，能够在最后时刻取义成仁，他是非常欣慰的。

　　(二)文天祥和宋代的士人精神

　　考察文天祥的思想演变发展历程，“忠义”是贯穿他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从文天祥幼年阶段对忠义心向往之到踏上仕途为国担忧以诗言志，直至国亡家破，兵败被俘之后誓不降元，他对忠义的追求和担当一直没有改变。而他的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的，充分反映了宋代士阶层的集体心灵追求。

　　儒家向来注重节义。一直以来，孔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舍生而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道德目标。然而,五代十国时期,像冯道这样“事四姓十君”朝秦暮楚的一批士大夫的出现，让宋代的知识分子们痛心疾首。欧阳修曾分别在《新五代史》的《冯道传》序论和《一行传》中对这一时期士阶层的“无廉耻”提出了强烈批评，并以之为痛史：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敢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充其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正是由于对前代的沉痛反思，宋代的士阶层一直不断尝试着重建国家的纲常伦理，道德体系。有宋一代，不论是理学家还是士大夫，都把“节义”作为宣扬和实践的最高道德标准。

　　理学家要求以“节义”作为为人处事的准则，如朱熹认为，“义”是人心所固有的至善,出于人之“本心”,出于“天理”。

　　义者，天理之所宜。

　　三代君主之所以能称得上仁人、圣人，是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而三代以下，几无完人，即使如汉高祖、唐太宗这样一代盛世开国之君，亦不足称道，因为他们的功业：

　　“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

　　陆九渊认为义才是君子应有的品质：

　　“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

　　周敦颐要求士人能像莲花一样保持节操：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士大夫们以节义相标榜，引领士阶层的风气转化乃至社会风气的变化。

　　“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

　　“洁白而有德义，官师之规也”。

　　“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

　　这些话，或出自王安石、范仲淹等闻名天下的士大夫楷模们之口，或是天下人对胡安国等严于律己、操守不堕的士大夫评价，这反映出了宋代社会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对“节义”的一致认同。

　　两宋时期，由于长期面临北方民族的南侵的威胁，士大夫的讲求名节的实践不仅表现在平时的政治活动、日常生活中，更表现在面对异族入侵、家国沦亡之时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宋史·忠义传》对两宋时期士阶层一改唐末五代之陋，崇尚节义有如下的总结: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在文天祥一生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是他思想发展的另一条主线。从他的进入政坛以后的各个时期的诗歌、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仕途失意，还是临危受命，他一直对家国怀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在国家危亡之时，他甚至明知力有不逮却不顾友人劝阻毅然毁家纡难，显示出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极强使命感。这一以贯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不仅来源于他个人对家国的理解，更来源于宋代士阶层在政治主体意识方面的全新推进。

　　“以天下为己任”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观念,儒家一直要求读书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个体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兼济天下”，即所谓“达者兼济天下”。但唐末五代天下动荡、政权反复更迭、武人独夫马上得天下的社会现实，使得士阶层或选择趋炎附势或选择逃避现实，社会责任感几乎丧失殆尽。而两宋时期，推行“右文”国策，提倡科举为草茅而设的选拔人才导向，读书人重新得到尊重，儒家传统得到复兴，士人阶层深感“国家有道”。同时，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得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国家管理层，大量知识分子纷纷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成了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逐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构架。宋代士大夫现实境遇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促使了士大夫归属感和使命感的产生。

　　余英时先生指出：

　　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识。

　　“以天下为己任”一语，出自朱熹对范仲淹的评价。朱熹之所以如此推崇范仲淹，是因为范仲淹率先提出的“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精神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这种政治主体意识绝不仅仅反映了范仲淹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它更反映了宋代士阶层普遍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宋一代，由于国家打通了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给予了士阶层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士阶层彻底抛弃了唐代功利主义的士风，他们不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把自身的命运同王朝社稷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忧患意识，不是停留在个人得失的层面，而是到达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两宋士阶层的共同人生志向。

　　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欧阳修“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而触发之不顾”，石介“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苏洵“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宋代的一大批士大夫都是这样，他们很少顾虑到自身的荣辱得失，而把“天下”、“国家”命运放在个人命运之上首先考虑。

　　即使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时，宋代士大夫也从不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逐离京，但他仍在《谢上表》中表示“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欧阳修虽遭受多次贬谪，但对国家的责任感却丝毫不减，“放逐流离，至于再三，而志气自若。”文天祥在进入政坛以后虽然由于过于耿直而受到排挤，但他为国家效力的想法始终没有改变，“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

　　正是由于宋代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士阶层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和平时期，这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推动文化繁荣，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在战争年代，它又成为号召士阶层奋起抗金抗元、救国图强、恢复失土的巨大力量，宋王朝能在内忧外患之中支撑三百余年 ,可以说，士大夫“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精神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

　　(三)文天祥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

　　文天祥特殊的精神价值是由他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的，作为士人的优秀代表，文天祥不仅走过与其他士大夫相同的“读书—报国”的普遍历程，还经历了投身于国家危难时的抗击侵略的军事斗争并直至最后英勇牺牲的特殊历程，因此，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士的精神与普通士大夫相比，更加鲜明、更为全面，更有代表意义。正因为他对士的精神体现的高度完整性，他的形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显示在政治史的层面，更体现在社会史的考量之中。

　　社会史的内容很广泛，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一个社会稳定的社会精神核心、价值取向对社会存在着长期的、持续的影响力，它们是社会史考察的重要内容。而文天祥作为宋代忠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化身，随着时代的推演，逐渐升华成了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人对文天祥不断地纪念和崇敬中得到答案。

　　文天祥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宋的状元、宰相，特别珍惜国家赋予他的荣誉，承担报答国家的义务，尽到了士人的道德责任。作为士人的优秀代表，文天祥走过的不仅是读书报国的普遍历程，还投身于国家危难时的抗击侵略的军事斗争，最后英勇牺牲，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士的精神更加鲜明、更为全面，更有代表意义。他的精神世界，超出了一般士人的精神水准。因此，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更具有社会意义。

　　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选择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浩然正气，逐渐成为以士人为主流的全民自觉参照和遵守的人生价值标准;他的勇敢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外来侵略面前勇敢斗争，坚决抵抗。文天祥在中国社会史上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个人事迹的本身。

　　文天祥死后，元明清三代，均得到了统治阶层、士大夫和底层百姓的一致崇敬和自发或官方的祭祀活动。而早在元代，士人和底层百姓对文天祥由崇敬引发的祭祀活动就已经开始。

　　据《纪年录》壬午年注记载：

　　至治三年癸亥,吉安郡庠奉公貂蝉冠法服像，与欧阳文忠公修、杨忠襄公邦乂、胡忠简公铨、周文忠公必大、杨文节公万里、胡刚简公梦昱序列，祠于先贤堂。士民复于城南忠节祠增设公像……

　　明代柯暹也称：

　　元代宋亡无祀之者，虽敌国，表劝忠节，亦所当祀……公之祀在京都、郡庠者，创于元，敌国已祀之也。

　　到了明代，对文天祥的各种祭祀活动不再有所顾忌，在大兴、卢陵、宣城、温州、五岭坡、厓山等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由地方官员、士人或百姓自发为文天祥建的忠义祠，在北京，由朝廷出面正式建祀，并给予追谥。文天祥的画像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许多士大夫为之留下了像赞。大明忠臣于谦就曾在《文山先生像赞》对文天祥舍生取义的忠节观由衷感慨：

　　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词，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

　　清代，文天祥更是得到了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充分肯定：

　　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当宋之亡也，有才如吕文焕、留梦炎、叶李辈，皆背国以降元，而死君事、分国难者，皆忠诚有德之士也。然此或出于一时之愤激，奋不顾身以死殉之，后世犹仰望其风采。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盖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也。

　　此外，从元至清，有关文天祥的传记、文天祥的文集版本众多，文天祥的故事在底层百姓中流传极广，成为戏剧、评书的重要题材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天祥在后世的巨大影响力。

　　我们可以说，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的形象，被后世的历代政权广为褒扬，树立为士大夫的楷模;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选择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浩然正气，逐渐成为以士人为主流的全民自觉参照和遵守的人生价值标准。而他的勇敢精神更是融入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一种精神的旗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外来侵略面前勇敢斗争，坚决抵抗。

　　历代统治阶层也在文天祥的身上，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宋代长期坚持崇文国策，实行文明政治取得了明显良好的社会效果。宋代对士人的优待，使得整个社会文气蔚然，知廉耻，明礼义，知识分子对国家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感情，对家国负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哪怕到最后一刻，仍然志气未丧，战斗不息。而这样的社会风气，对任何朝代而言，恰恰都是维护国家政权长期稳定所最需要的。因此，两宋以后，在经历了元代短暂的低谷之后，明清两朝，统治者在“马上得天下”之后都迅速转向，极力推进以文治国的步伐，比较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对士人礼遇有加，在科举制度上给予他们极大政治空间，不遗余力地选拔人才，从而使得明清两代成为中国持续繁荣的大一统王朝。

　　文天祥是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优秀人才，从他身上还能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葛剑雄先生曾经反驳了科举制度无法选拔技术人才的观点，他认为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考试，不是选拔专业技术人才的考试，至于专业人才可能通过专门考试来选拔。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基础，有很好的处事能力，他们不少出身于草根阶层，相当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对国家的感恩戴德之情挥之不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荣誉感使得他们的个人贪欲消减到最低水平。

　　今天，文天祥在这一方面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建立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有不断的、更高的需求。文天祥的事迹告诉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尊重和善待知识分子对维护国家利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