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对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影响

江南文化对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影响

　　导语：徐志摩的诗情浪漫、飘逸，是其日常情感积累的反映，也潜藏着他童年的生活经验;江南的地域文化对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徐志摩诗歌中的常用词汇、水性情怀、浪漫诗魂等都显示了他与浙西故土的不解情缘。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情、民风的积淀，对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会产生潜在影响，从而促进作品意象的传达和作家风格的形成。徐志摩的诗歌便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

　　在徐志摩研究领域，目前多侧重于其诗歌创作和康桥经历的关联，一般认为拜伦、哈代和惠特曼的诗歌影响使得他的诗歌充满着欧洲特征。那么，在英美诗歌的强烈影响背后，生养他的浙西文化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的诗歌以及为人又是怎样诠释江南文化的呢?

　　一、常用词汇与故土情怀

　　吴其昌在《志摩在家乡》一文中特别提及徐志摩与乡里人的讲话，说有一次他妻子在乡间碰到徐志摩，志摩开口问的是：“上坟呢啥?那(你们)还弗曾上好(完)?我拉(我们)早上好哩(了)”。[1]这简单的问候，饱含着乡土气息，听起来很俏皮，却显示出他醇厚深切的故土情怀。

　　在徐志摩散文中，可以发现不少方言词。《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里有诸多海宁方言词的自如运用，如《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儿》里的“顶怕”、“剃头”、“捉牢”、 “适意些”，其他散文里则有“辰光”、“品林嘭朗”、“坐定”等词。[2]这些方言词固然简单，但哪一个不出自一片故土牵挂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徐志摩还时常运用乡土话语在诗歌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一条金色的光痕》，诗中硖石土白比比皆是，如“格位”、“特为”、“伊拉”，又如“是欧”和“乡下来欧”的“欧”字，其他如“眼睛赤花”的“赤”字，“我拉埭上”的“埭”字，还有“老阿太”、“事体”等名词的使用，[3]整首诗几乎都由方言词构成，腔调、语序也颇有海宁人日常讲话的样子。这首诗歌或许可以用普通话来表达，但他偏偏用了硖石土白，在对家乡的深情外，也可见对穷苦人的深刻同情。

　　语言是行为和思维的符号或者说媒介，它作为符号大大超越了思维以及行为本身的心理内涵。吴语具有江南的柔美性，浙西方言甜美柔软，更体现出浙西的文化韵味以及其独有风情。浓厚的故土气息是徐志摩诗歌风味的一个层面。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它熔铸着、承载着徐志摩浓郁的乡土情怀。徐志摩对方言词的使用透露出江南文化对他的重要影响，这种地域性已经弥漫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长期埋藏在一个人的心中，久而发酵，变得醇厚。徐志摩将海宁方言运用到诗歌中，显示了他内心对于海宁文化的眷恋，反之则是海宁文化对他的影响。

　　二、浪漫主义诗魂与故土情怀

　　大多数人认为是英国康桥的生活开启了徐志摩的诗人生涯，说他的诗歌创作和康桥的浓厚氛围有关，这还只是从内容角度的审察。

　　不可否认，康桥是徐志摩诗歌创作重要的`转折点，但也应重视他出生和生长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

　　(一)自然的诱惑。

　　徐志摩出生成长在浙江海宁的小桥流水人家中。尽管在他一生中，多种文化冲突和碰撞都留下了印记，但故土文化是深深烙在他血脉里的。徐志摩的灵魂深处总是萌发着“性灵”的生机。

　　徐志摩大约有15年时间是在硖石小镇上生活的，在他走出去的年月中，也常常回到这里，在“三不朽”寺里创作了不少诗歌。《东山小曲》中流露了对家乡东山秀丽景色的深情，抒发了天真、纯朴、浪漫的性灵。《雨后虹》中袒露了他的心声，即在自然界中得到感官的满足最可贵。

　　荣格认为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可以说，家乡的田野、云彩、晚霞、花鸟等，这些典型的情景，给徐志摩的不仅是灵感，还有拥抱这纯美的大千世界的胸襟。他诗歌中那些特定的意象以及衍生意象，都隐含着“水”、“飞”的原型。

　　《浙江潮》载匪石一文称：“东西浙之各自殊尚而已……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主人多厚重”[5]，因此“吴文化”圈的浙西文人身上都弥留着浙西的“水性”特征，他们温婉、柔软而飘逸，在他们的作品中尽是浪漫主义流动的气息。徐志摩出于海宁这片山水富饶的土地，其作品蕴涵着江南的柔情，水性的温纯和生命的灵动性，堪称“水性”作家的典型代表。

　　(二)赤子之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人也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性情真，就像李后主一样持有孩子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6]郁达夫在《怀念四十岁的志摩》中说：“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形象。”[7]这种淘气的性格，是单纯的。这种单纯，就像是王国维所述的“赤子之心”，使他的诗歌意象和风格带着儿童般的天真。

　　这首先来自家庭的赋予，“良好的家境与顺利的生活使徐志摩乐观向上，自由任性，充满浪漫情怀，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个性发展，这些思想因素构成了志摩思想的内核。”[8]而祖母和母亲倍加关怀，必然影响着徐志摩的诗歌情感方向，具有女性的柔美和妩媚。传统的私塾教育，则将中国古典文化和江南的水文化印刻在了他内心上。

　　三、水性情怀的流淌

　　徐志摩的诗歌意象可概括为三类：一是飞升的意象，是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二是水的意象，体现了女性情怀，体现了柔美的丝动;三是花的意象，是美感的上升。

　　《再别康桥》中的“金柳”“波光”“长篙”等系列意象，有着鲜明的江南风情。在《西湖记》中，志摩写船的时候，就用了“波光”、“月光”、“长竿”等词来形容想象的景物。他从1910年开始在杭州学习，几乎每个星期都去西湖游玩，对西湖的美了然于心。但他不爱什么九曲，也不爱什么三潭，他爱的是在月光下看雷峰静极了的影子，他说“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10]在《西湖记》中，徐志摩对于西湖的清秀绝美表达得淋漓尽致，情感因为西湖的芦荻而得到了满足。《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也是对于西湖芦田的欢喜表达。这里的西湖，是徐志摩少年时代的景和情，也是徐志摩成年之后一直寻找着的寄托。在康桥时，徐志摩的诗歌里是有着康桥的景和情，但对故乡的念想内化在康桥的情景中，才达到了共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