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新月派的诗

　　我是在病中，这恹恹的倦卧，

　　看窗外云天，听木叶在风中……

　　是鸟语吗？院中有阳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墙上爬著藤萝，

　　有三五斑猩的，苍的，在颤动。

　　一半天也成泥……

　　城外，啊西山！

　　太辜负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弯，也有环：

　　黄昏时谁在听白杨的哀怨？

　　谁在寒风里赏归鸟的群喧？

　　有谁上山去漫步，静悄悄的，

　　去落叶林中捡三两瓣菩提？

　　有谁去佛殿上披拂著尘封，

　　在夜色里辨认金碧的神容？

　　这中心情：一瞬瞬的回忆，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过路，

　　透映在水纹间斑驳的云翳；

　　又如阴影闪过虚白的墙隅，

　　瞥见时似有，转眼又复消散；

　　又如缕缕炊烟，才袅袅，又断……

　　又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

　　飞远，更远，化入远山，化作烟！

　　又如在暑夜看飞星，一道光

　　碧银银的抹过，更不许端详。

　　又如兰蕊的清苍偶尔飘过，

　　谁能留住这没影踪的婀娜？

　　又如远寺的钟声，随风吹送，

　　在春宵，轻摇你半残的春梦！

　　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徐志摩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出版“诗刊”和“剧刊”，成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文化传播阵地，影响了新诗艺术的发展。1926年秋天，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或南下，或出国，俱乐部活动遂告终止。

　　1926年6月，张彭春也从清华大学辞职回到南开，任中学部主任兼大学部教授，在哲学教育系讲授他的本行，英国文学系创立后在该系讲授他拿手的“西洋戏剧”。

　　张彭春虽然没有参加“新月社”，但同“新月社”的主将徐志摩、胡适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徐志摩更是亲密无间；当1926年2月，此时徐志摩已同陆小曼热恋，他来天津到南开拜访张氏兄弟。那天徐志摩忽然要找纸和笔写信，张伯苓便问：“给谁写信？”徐志摩答曰：“不相干的人。”张彭春却在一旁解释道：“顶相干的！”由此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这年秋天，徐志摩准备同陆小曼举行婚礼，特地邀请他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却遭到了拒绝。张彭春和胡适两人便一块儿去找梁启超替徐志摩说情。最后梁启超总算答应了，不过条件是必须让他在婚礼上对徐志摩行“训斥礼”。果真，在结婚仪式上，在大庭广众下，梁启超声色俱厉地训斥新郎官：“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梁启超这一“训斥礼”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7年，“新月社”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在上海重聚，这是北京“新月派”活动的南移和重振。那年7月1日他们创办了“新月书店”，作为出版“新月派”成员作品的一个基地。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正式发刊，徐志摩和“新月派”的事业蒸蒸日上。这年张彭春邀请徐志摩到南开大学讲演，12月25日晚，徐志摩来校畅谈了自己近日游历英、美、日和印度诸国的观感。讲演结束，南开新剧团演出话剧《亲爱的丈夫》，作为对贵宾的'欢迎与感谢。

　　张彭春曾经委托徐志摩为南开大学图书馆购买“新月书店”出版的“诗歌”与“戏剧”类书籍。到1929年年底已买到一百多种，其余的还在陆续购置中。张彭春计划将这些图书摆放在一个专门的书架上，作为“诗剧丛书”陈列于图书馆内供师生们参考，或为研究戏剧之用。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因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遭遇空难英年早逝而戛然中断。天才诗人的猝然离世迫使《新月》于1933年停刊，“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维持，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于“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国文坛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就这样结束了它十年的活动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张彭春奉命到英美等国宣传抗日。他于1940年调入外交部，出任驻外使节，10月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出任土耳其公使，两个女儿则留在国内寄居于上海亲戚家中。194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1947年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1946年4月，张伯苓到美国治病，张彭春的次女新月便随伯父一起赴美，与家人团聚。她在美国继续求学，后获化学博士学位。1948年，张彭春的长女明珉也被送到了美国，从此全家在纽约团聚。

　　今年85岁高龄的张新月女士现定居美国加州圣河西市，退休前先后执教于美国多所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为纪念张彭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她曾经策划、出版了一部纪念册，亲自整理、编写了《张彭春年表》，在年表中讲述到自己的命名由来，以及“新月社”的命名经过，并强调指出：“外传先有‘新月社’，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