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鲁迅、胡适的眼界比较

徐志摩、鲁迅、胡适的眼界比较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海宁人，中国著名新月派现代诗人，散文家，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表兄。徐志摩出生于富裕家庭，并曾留学英国。一生追求“爱”、“自由”与“美”(胡适语)，这为他带来了不少创作灵感，亦断送了他的一生。徐志摩倡导新诗格律，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徐志摩18岁时由父母安排，与15岁的张幼仪结婚，随后远赴西方求学。对徐志摩来说，这段婚姻并不美满。张幼仪远渡重洋到了英国后，才发现徐志摩在旅英期间邂逅了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后来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最后，林徽因却选择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

　　1923年梁启超写了长信很恳切地劝他：“万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始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志摩答复任公的信，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回信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之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平，常与朋友王赓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对徐志摩影响甚大。陆小曼聪慧活泼，是独生女，父亲陆宝曾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回国后任赋税司。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平交际场相识相爱，并谈及婚嫁。徐父执意请梁启超证婚，徐志摩求助于胡适，胡适果然把梁任公请了出来，梁任公在大庭广众之下骂徐志摩：“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盛典举罢，徐志摩与陆小曼南下定居上海。

　　由于徐志摩离婚再娶，触怒了父亲，中断了对他的经济援助，而陆小曼生活挥霍无度，住的是3层楼的豪华住所，每月100银洋的租金，家里佣人众多，有司机、厨师、男仆，还有贴身丫鬟，这些巨额花费使徐志摩入不敷支。应胡适的邀请，徐志摩兼教于北京大学，为了贴补家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间往返，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三所大学讲课，课余还得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沉溺于跳舞、打牌、票戏等夜生活的陆小曼每天天亮才上床，睡到下午两点才起身。

　　1931年11月19日，因林徽因要在北平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欲前去捧场，于早上八时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然而，飞机在大雾中误触济南开山坠落，徐志摩罹难，死时34岁。

　　中国大陆人多以徐志摩诗艺见长，而愚认为最能体现徐志摩自我权衡智能抉择眼界的，当属他在80多年前对“苏联集权模式”的忠实记录和预测——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通讯《欧游漫录》中对途经苏联时所见所闻的记录和感想。

　　徐志摩途经苏联到欧洲是1925年。他从满州里上车，经西伯利亚，在莫斯科逗留三天。除了观察、聊天、看戏，徐志摩还探望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拜谒了列宁陵墓与契诃夫墓园。

　　徐志摩在西伯利亚沿途所见，“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明显”，赤塔车站上满是三四岁到五六岁向旅客要钱要吃食的小孩子，以及衣着褴褛表情漠然无所事事的成年男女。在莫斯科，“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是看不见了，顶多顶热闹的是吃食店，这大概也是政府经理的;但可怕是这边的市价：丝袜也卖到十五二十元一双，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们四个人在客栈里吃了一顿早饭连税共付了二十元;此外类推”、“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惠尔恩先生在四五年前形容莫斯科科学馆的一群科学先生们说是活像监狱里的犯人或是地狱里的饿鬼。我想他的比况一点也不过份”;知识分子家里，“我去了，他是一位教授。我开门进去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只穿着一件羊毛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乱发……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形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斜对面另有一张床，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但你在屋里转身想不碰到东西不撞人已经不易了”、“托尔斯泰的大小姐究竟受优待些，我去拜会她了……她居然有两间屋子……她只说(托尔斯泰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斯妥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她现在莫斯科还有甚么重要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由上述引文可见，徐志摩1925年对苏联社会现象的描写，并不是“带着有色眼镜”或“敌视苏联”，而是客观的，与罗曼·罗兰、纪德和高尔基对苏联二三十年代社会状态的描写，是相一致的。

　　为何徐志摩对迷倒众多中国知识人的苏联有一种特别的洞穿力?

　　——徐志摩一贯操守人类由自我权欲机能、自我权衡智能和自我权力体能“三位一体”化合而成的人类自我主权意志特性。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社会对当时苏联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考量，它考量着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人的`观念与眼界。那个年代，弥布着一种激越的“向左转”的氛围，因而知识人包括青年对苏联的认肯在当时不仅是多数，也是主流。某种意义上，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但，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被人仅仅视为诗人的徐志摩，就是一个较为清醒的例外。

　　那时，有过这样一幅英国漫画，是讽刺苏联的。画幅上“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此画的讽刺意味很明显，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假的、做给外人看的。但看过此画的鲁迅不这样看，相反他在文章中认为该画是“无耻的欺骗”。过后，鲁迅专门作文“我们不再受骗了”，批评英语世界对苏联的攻击和造谣，不但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辩护，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眼光。

　　但如果把这幅画放在徐志摩面前，他的态度会如何?事实已无可能，鲁迅作文的1932年，徐志摩已经魂归天府。然而，这个问题如果依然提出，答案也不难索解。可以肯定，徐志摩不会认为这幅画是欺骗。

　　1920年秋徐志摩到英国，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韦尔斯。是年韦尔斯曾往苏俄游历，归来后用游记记写见闻。徐志摩读后，特意为之评论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

　　罗素在英国时是个基尔特*者，出于对苏俄价值理念的认同，1920年，他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这一去不打紧，所谓乘兴去，失望回，不但没有接受其洗礼，反而把对苏联的看法写成了批评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徐志摩不但读过此书，同样，也为它写过评论。其中，罗素的看法在徐志摩笔下得到了呈现，徐介绍罗素所以拒绝苏联，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达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另一是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一蹴而就，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后者言，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乃是一个乌托邦。但，为了实现它，需要采用惨烈的暴力，这为罗素所惧怕。罗素是个改良主义者，他无法不反对苏俄那种流血的激进。在他看来，人类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烈只能产生暴烈。

　　徐志摩这样评价苏联：“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1921年徐志摩发表这两篇事涉苏俄的评论时，年轻得才24岁。鲁迅是远在30岁后转信*的，1932年他在受骗中写《我们不再受骗了》时，已年迈五十，是晚景了，而已然被宣传所忽悠。足见偏执的鲁迅眼界与徐志摩眼界，有天壤之别。

　　徐志摩写下《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不难看出，徐志摩的关于自我主权意志的

　　人性论是他的理论关键所在。他否认阶级，他强调人性，他认为的社会的最佳状态是“真的人的生活”——“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他这样一个视自由为理想，视人性为崇高的自由主义者，从来以张扬人性为己任，唾弃压抑、专制。如果站在人类的高度，他的理想极具存在价值，但在当时那个充满纷争、思想混乱、党派争斗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他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显得很苍白，很奢侈，也就很难为人所接受。

　　1926年7月，胡适去往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中途，他绕道去了一趟苏联，参观了监狱、博物馆。与徐志摩接触苏联后的感想不同，胡适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临离开苏联时，他又意外地和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见了面。两人就国内的政治问题，有所交谈。蔡和森诚恳地希望胡适“出来组织政党”，而胡适表示他是“不做政治活动的”;蔡和森希望胡适支持*，而胡适表示他“不主张阶级斗争，不过可以考虑组织‘自由党’”;蔡和森认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而胡适认为“历史自由主义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是17、18世纪贵族阶级争自由，然后是19世纪资产阶级争自由，现在是20世纪无产阶级争自由”。随后，两人在交谈中有所争论。胡适承认，他几乎快要被蔡和森说服了。“被说服”的表现，就是胡适在离苏的火车上，真的考虑起组织一个政党的事来了。不过，他想组织的还是一个“自由党”，以此实现有计划的政治，同时实行*的社会政策。

　　随后，胡适在报纸上公开他对苏联的新认识，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的感情与志摩不同。”他说：苏联“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适对苏联的态度使徐志摩大为惊讶。他在将胡适致他的信、致张慰慈的信一并发表在9月11日的《晨报副刊》上时，加了一段按语，直言不讳地批评胡适是“出于非逻辑的感情作用的态度”，认为：不能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更“不赞成中国行共产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

　　比较徐志摩、胡适和鲁迅等二十世纪初叶关于“苏联模式”的精英大讨论时的观点，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早已裁判了三人眼界的高下优劣：

　　徐志摩洞若观火，明察秋毫。

　　胡适知错能改，最终抛弃“苏联集权模式”，倾慕美国。

　　唯有偏执狂人鲁迅，升堂入室地见到了马恩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