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汉赋关系

《周易》与汉赋关系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对古代文学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于《周易》与文学的关系理论研究颇为丰富，如《周易》与诗歌，《周易》与文体等等，然涉及《周易》与汉赋之间的渊源关系，几乎是一个空白。从汉赋的角度考察，其与《周易》的相关学术研究也是寥寥无几。

　　一、汉赋研究

　　对于汉赋的研究，在九十年代之前一直是处在文学研究的边缘。在八十年代中期由朱其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二百四十题》中，仅从汉赋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形成期、兴盛期和转变期，针对各时期出现的赋体特色，作以简略探讨，甚至为汉大赋戴上一顶“为适应统治阶级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帽子，忽略了汉赋作为一种文学本体的自身发展作用。直到九十年代，学术界对于汉赋的研究才越来越重视。在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开始比较系统地阐述汉赋的源头，赋体的分类、体制特点和流变，比较全面而客观地介绍了汉赋的发展情况。

　　九十年代之后，学术界对于汉赋的研究才正式地走进繁盛时期。从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汉赋的研究大体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汉赋与文化的研究。如曹建国的《谶纬与汉代的赋学批评》，探究了汉代谶纬文化与汉赋文学批评的关系。张松辉的《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分别从道家文化对汉赋思想的影响，汉赋中神仙意象，道家对汉赋艺术形式的影响，以及道家人物创作汉赋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昝风华的《汉代风俗文化与汉代文学》，他分别从汉代风俗文化，汉代游艺风俗，汉代建筑风俗，汉代地域风俗四个方面阐述其对汉赋创作的影响。再如郑明章博士的论文《汉代文化视角下的汉赋研究》，全面阐述了汉代经学、谶纬及儒家诗教传统与汉赋之间的关系。刘慧晏在《汉赋文化特质简论》中把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分别从汉赋与汉代政治、汉代帝王，汉赋与汉代经学、汉人论赋等方面做了考察探究。许结的《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详细了论证了汉赋中的祭祀与宗教文化。还有刘昆庸的《汉赋山林描写的文化心理》，徐云敏的《汉赋与汉代建筑文化》等，分别着眼于汉赋中的山林和建筑，阐述了汉赋文学之意象与汉代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这些都是侧重于汉代社会文化对于汉赋创作的'影响。

　　第二，汉赋中的多角度“意象”研究。如易闻晓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汉赋“凭虚”论》，选中了汉赋中的“凭虚”作以阐述探究。侯文学发表的《屈宋作品的山水审美取向及其对汉赋的影响》，摘取了山水审美这个角度，探究其对汉赋的影响。杨庭的《汉赋中女性题材作品研究》，则是挑选女性形象作为研究汉赋的突破口。孔德明的《汉赋的生产与消费》，从汉代经济学的角度对汉赋进行研究。张芳溢的《全汉赋音乐史料初步整理与研究》，则是从音乐的角度对汉赋进行探究。贡小妹的《汉赋中的建筑美》，从体量美，空间美，形体美和雕饰美四个方面作以探究。郭满的《汉赋地名疏证》，侧重对汉赋中出现的大量的地名，作以整理。还有许多学者对汉赋分别从多角度展开系统的研究，比如汉赋的语言文字，赋体文分类及结构特征等等，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第三，汉赋与经学的研究。龚克昌先生曾在《学者论赋》中说：“在两汉时期，《五经》地位极高，成为法定教科书，朝政指南。因而通经的往往可以做官，所以学经的人极多，经学盛极一时”。从汉武帝为博士置弟子，推广“天下郡国皆立学馆”(《汉书・儒林传》)，到昭帝、宣帝、元帝的增补经学弟子，凭借经学而走进仕途、飞黄腾达成为当世之风。枚皋、扬雄、蔡邕等一大批汉赋家深受这种社会风潮影响，《五经》成为两汉士子必修之课。因此，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两汉时期的经学发展对于汉赋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经学与汉赋的关系研究成果颇丰。

　　二、汉赋与经学关系研究

　　目前，对于汉赋与经学渊源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然比较而言，还显得相对薄弱。两汉时期的经学发展非常迅速，对汉赋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明代著名文学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清代文宗阮元也认为：“综两京文赋之家，莫不洞悉经史，钻研六书”。

　　刘慧晏在《汉赋与汉代经学》中所说的：“从汉武帝到章帝，经学始终主导着汉代人意识形态，被封为国教。辞赋之人都是文人，因此深受经学影响。如董仲舒，班固等人，本身就是名震经学界的经学家。经学中的大一统的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阴阳五行观念等，作为汉代官方思想，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传播和浓重的渲染。”这几个观念严格来讲，都可以归属于《周易》的范畴。

　　许多学者系统地研究了汉代经学与汉赋之间关系。然而，大多数学者是把经学当做一个整体的概念，比较笼统的探究了汉赋与经学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如刘松来先生在《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中阐述了“汉代赋体文学流变与经学的关系”，“汉大赋的话语方式与经学语境之关联”，“经学衰微与赋的文体升华”等方面，内容丰富，援引了大量汉赋资料来佐证观点。郭令原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中，论述了《诗经》对汉赋的影响，分别从“题材和主题的影响”，“雅颂创作对汉赋的影响”，“《诗经》句意在赋中的运用”，“楚骚对汉赋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汉赋与经学的关系研究，还有冯良方的《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王洪泉的《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等等，以上这些学者都是整体地角度阐述“六经”对于汉赋创作的影响。对于“六经”分开与汉赋关系的研究，即单独探究某一经学对于汉赋的影响，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如许结、王思豪的《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李桂荣与郑明璋的《论经学对汉赋题材的催动》，金前文的《汉赋与汉代<诗经>学》，陈曦的《汉赋引<诗>考论》，肖赛璐的《西汉赋引<诗>考论》等，都主要着眼于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也有部分学者探究了《礼经》、《春秋》、《楚辞》与汉赋的渊源关系，然对于《周易》与汉赋的关系研究，却少有人涉足。目前，在本人搜集范围之内，仅见唯一一篇明确阐述《周易》与汉赋之间渊源关系的文章，即是张涛教授2001年在《周易研究》上发表的《汉赋与易学》。然其仅择选了贾谊、扬雄、班固、张衡等几个人的作品作以探讨，难免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在谈及汉赋中反映出的易学思想时，只简略的提到了几位汉赋家作品中宇宙观，未能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周易》思想对于汉赋创作的全方位影响。

　　综上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于汉赋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对于汉赋与《周易》之渊源关系的范畴，还存在非常大的开拓空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与两汉时期谶纬迷信的泛滥有着很大关系。众多研究学者不愿涉足这段繁杂的领域，特别是曾经被视为迷信范畴的《易经》。因此，系统展开《周易》思想对汉赋创作影响的研究，深度挖掘出汉赋创作与《周易》之渊源关系，在目前的学术界是一块人迹罕至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