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集注》的早期版本

《周易集注》的早期版本

　　明代来知德在易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易学以《周易集注》为主，但此书版本情况比较混乱。

　　在易学史上，从王弼扫象之后，《周易》义理研究笼盖学界。唐代李鼎祚对象数易学有过集成式的总结，虽有意倡导象数之学，但尚不能做出创见与突破。一直到南宋朱熹才开始明确强调象数问题，并且做出了一些探讨，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下去，也就谈不上彻底研究。但朱熹的易学有融合象数与义理的倾向，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明代，来知德沿着这种思想继续走下去，以二十九年之功力著成《周易集注》，打开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面。

　　来知德(1525―1604年)，字矣鲜，号瞿唐，梁山(今四川梁平县)人。来氏幼而好学，事亲至孝，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乡试以《礼记》中举，名闻川中。但此后两次会试皆不能如意，于是决意放弃科考而自求圣人之道。来知德多年潜心儒家经典，又细读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五经性理大全》，最终认识到，儒家学问以《易》为深，于是究心易学，隐居四川万县虬溪山中研求至道。二十九年后，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完成了《周易集注》。

　　《周易集注》问世之后，来氏易学即引入注意。按《四库全书总目》说：“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可见他的易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可以肯定，来知德易学较前人有巨大的进步，实现了对《周易》象数的突破，并将象、数、理、气、图熔为一炉，对易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易学研究也是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方以智、王夫之等均受到他的影响。然而，在所建立的易学史乃至哲学史上，来知德尚未得到起码的重视。我们需要重新进入他的著作，去学习与吸收他的思想。

　　《周易集注》是他的代表作，虽然博大精深，但却通俗易懂。杭辛斋曾高度评价道：“取象说理，浅显明白，惟恐人之不易索解，恒罕譬曲喻以明之，视故作艰深以文其浅陋者，自胜一筹。初学者得此，尚为善本也”。无论从初学角度，还是从深研的角度来看，来氏著作都值得一读。

　　但是，来氏《易注》版本比较混乱，不仅书名不一，更重要的是各不同版本的卷数也有很大出入，有必要对其版本源流做出系统的考证。就《周易集注》版本来看，最关键的是其早期版本，只要理清早期版本系统，其版本问题即可告结。惜现有考其版本的文章均罗列版本，不能明其统系。以下是对来知德《周易集注》早期版本系统的考察，以期有补于易学研究。

　　1　张惟任虎林系统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有两个：一个是“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所谓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梁山刊本;另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所藏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张惟任的虎林刊本。梁山本由两部分组成，即十六卷经传之注及相关考定和《六十四卦启蒙》，第十六卷之末有来知德弟子戴诰的一段后汜，其年代署为“万历己亥(1599年)夏午月吉旦”。虎林本除了上述内容外，多出了一些图和五个序。通过对两个本子相同部分的鉴定，完全可以肯定，虎林本与梁山本是同一板所出。

　　虎林本多出的五个序放在书前，分别出自徐博卿、郭子章、来知德、张惟任、黄汝亨五人之手。先是徐、郭二序，六行大字刻写;继之是来知德序，九行小字刻写;最后是张、黄二序，六行大字手写上板。可以看出，虎林本所用底本最初的样子是书前有来知德序，来序前有徐、郭二人的序，二人的序是表彰来知德易学的。张惟任进行了重刻，重刻时将自己和黄汝亨的新序放在原三序之后。这是对先贤的'尊重。

　　可以得出结论，虎林本自成一板，其五序作了特殊处理，新二序是手写上板，原有的三序或许是保留了原板旧式。而梁山本也是虎林本，只不过不完全而已。梁山本缺了前五个序，所以一打开其书，即是“周易集注卷一”。梁山刊本因为唯一的时间标志(万历己亥)而被确定为万历二十七年，这是不合适的。如果承认此本是虎林本，就应当以张惟任重刻时作序时间为准，即“万历庚戌岁(1610年)阳月”。台湾学者谢莺兴说“现存之‘明万历二十七年梁山刊本’即为最早刊本”，这是不确的，失于目验。应该说现存最早刊本是张惟任万历庚戌年虎林刊本。

　　关于虎林本所用的底本，张惟任序云：“先生《易注》其本原程朱，会通诸儒而阐明未备良多，其精义妙法俱自错综出，大中丞青螺郭公已表章其旨，海内称慕之而不尽见，其板在蜀者又多漫漶灭没，予令巫山时与先生有往还，敬其人爱重其书，爰历吴越下鹾司重汀之，而梓以布焉”。黄汝亨序亦云：“郭青螺先生深著明其说，刻之蜀中，而予同年直指张公复诠其精义于简端，重付剞劂氏，嘉惠海内”。二序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指向郭青螺(字子章)本，特别是黄汝亨说得更明白。张公张直指，即是张惟任。

　　康熙十四年至十六年(1677年)刊行的凌夫�(字厚子)点评、高映(字雪君)校雠本之高氏序说，来知德《周易集注》初刻于郭青螺，并经过了刘安刘的删芟，即此可知郭青螺本是初刻本。但此言不知何据。虎林本戴诰后记说：“诰秦中致仕归田，欲梓是书，先生以未就辞之。天启文明，恭遇闽中徐侯来令吾梁，首肯是书，慨然捐俸梓之……是不传之秘自先生而传，而已绝之书自徐侯而续其成也”。据此，则似乎来氏之书初刻于徐博卿。虎林本之前有徐序，署“万历己亥(1599年)仲冬”，而戴记亦署“万历己亥(1599年)”，则此时徐刻书已成。虎林本的徐序之后有郭子章序，暑“万历辛丑(1601年)春三月七日”，则有可能郭青螺在徐之后有续刻之举。其书今已不见，无从知其详，所以此事可以存疑。但可以看出，在张惟任重刻之前，蜀中多传郭子章本，而张惟任重刻正是采用了郭子章本。

　　张惟任本问世之后，流传很广，主要是崔华刻本及其翻刻本《四库全书)本。关于崔华本，崔华《重刻易经来注序》和《重刻来瞿唐先生易经集注校订姓氏》都注明其时间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这一点可确定无疑。此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存，但缺卷十一、十二。

　　2 史念冲刻本系统

　　史念冲刻本是史应选(字念冲)所辑刊，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注明较具体的刊刻时间，仅仅注录为“明崇祯刻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附补编》也是如此注录。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本，有明陈仁锡序、田大本序、史应选序。田序与史序皆署崇祯辛未年(1631

　　年)，陈序署崇祯壬申年(1632年)，因而“台湾国家图书馆”注录为崇祯壬申刊本。宝廉堂本《易经集注》王方岐序曰：“瞿唐来先生注易若干卷，史念冲先序而梓之，盖在明季之王申岁也”。王氏所言有推测之意，但亦为壬申岁，看来在他的印象里应该是这个时间。“台湾国家图书馆”注录为崇祯壬申刊本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版本承自何系统，无从考证。史应选序曰：“道生田先生(案即田大本)不治《易》，而以《易》名蜀，溯其渊源，夫固深于《来易》者。计自同官冬曹，迄今分牧吴、宛(皖)，五年所克挈本以授门人，沈子请而读之，相与赞叹希有，爱为点次，公诸同人”。而同书田序则云：“时曹念冲先生湛研理数，每谭辄神往久之，以帙留家笥，未副其请，而念翁出典吴城，南北阻修，是编几与鱼雁共杳。无何，余外补皖城，例谒过吴，欢然道故，秉烛梦寐，载信前约，谊弗取，全册归之。越十五旬，吴门纸价翔涌，而瞿唐氏之教大著”。观二人之序，史应选刊本所用之底本应是田大本所藏，但其所源概莫能明。

　　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宝廉堂本，陈奇猷《出版说明》云：“史刻本：王方岐《重刻来先生易注序》云：‘瞿唐来先生注易若干卷，史念冲先序而梓之，盖在明季之壬申岁也。先生既没，而西蜀屡经兵燹，板毁无存，世之传者绝少。’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与崇祯五年(公元一六三二年)皆是壬申岁，而隆庆六年来氏《易注》尚未成书，则王方岐所指之壬申岁当非隆庆六年之壬申而是宗祯五年之壬申。据此，可知后于郭刻本三十一年，后于虎林刻本二十一年又有史念冲刻本。王方岐谓‘西蜀屡经兵燹，板毁无存’，则史刻本亦是刻于蜀中”””。又云：“史刻本不知所出。”按陈先生之意，“后于郭刻本三十一年，后于虎林刻本二十一年又有史念冲刻本”，则史念冲本是独立的一个本子。即是说，此本虽然是在虎林本之后，但与虎林本无关，则极有可能是郭本之翻刻本。而此后亦不见有续刻史刻本者，则可将其自定为一系。史念冲刻本现江苏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青海民族学院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以及“台湾中央图书馆”皆有存。

　　3 刘安刘删芟系统

　　刘安刘曾对郭子章本做过删芟，形成了一个删芟本。此本今已不存，仅于其他本的序中可窥得一点信息。清朝初年，凌夫曾圈点过此本，由高甭映于康熙十四至十六年(1677年)刊刻行世，其信息即从此来。

　　凌夫《重刻来瞿唐夫子易注序》云：“偶得瞿唐《注》于成都肆中……第资性迟钝，因为圈点五种，条分缕析，始得划然，间有一得，笔记其侧，下学功夫若此云尔。甲寅冬，巡宪元廓高公祖来镇渝，勤恤民隐，博访耆旧……偶见圈点《来注》，欲刻以传世”。凌夫所得于成都肆中的《周易集注》为何本，他没有说清楚。高莆映则云：“映浪游巴蜀，访获学使凌厚子先生圈点瞿唐《易经图象全解》一书”。其凡例又云：“刘安刘重刻，删芟烦覆重复之语”，“来注初刻于郭青螺，重刻于刘安刘……兹存郭刘，以见后先剞劂”。这些信息说明，郭青螺初刻之后，刘安刘曾经删芟过，而凌夫�圈点正是基于此删芟之本，并由此形成了凌氏圈点高氏刊刻的一个本子。

　　还有另外关于刘安刘的信息。崇祯十六年(1643年)刘之勃《来知德从祀疏》云：“知德遗书所录，自《易注》、《大学古意》及《格物图解》而外，颇及应酬词语，刊字亦不无差讹。臣亦不敢削正一字以失本来，除就原板刷印进览，并送解部备察”。高映《瞿唐先生传》云：“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柱史刘君安刘，疏请祀典。迄今玉步虽更，而奉祀生无缺”。此处刘安刘即刘之勃。

　　按刘安刘所说，他本人所刊印的来氏《易注》未对原本做改动。但高甭映明确说：“以刘安刘之《目》考诸《来序》，编次小有参差。”这或许不是说刘安刘本与郭子章本的差别而是说高氏本人的处理，但他又说“来注初刻于郭青螺，重刻于刘安刘”、“刘安刘重刻，删芟烦覆重复之语”，这却是言之凿凿。此事尽管无他据，但也只有信从高莆映氏之说。

　　刘安刘删芟本虽已不存，但凌夫圈点高映刊行的本子基本上保留了它的原貌。以此本与虎林本相比勘，确可以看出所删去的语句来，则凌圈高刊本可以断定属于刘安刘一系无疑。

　　根据以上信息，刘安刘刊行来氏《周易集注》的时间，大致可暂定为崇祯癸未年(1643年)，详情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此系《周易集注》在清代主要有朝爽堂刊本、敦仁堂刊本、宁远堂本、世兴堂重刊宁远堂本、善成堂重刊宁远堂本。

　　关于朝爽堂刊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藉目录》与国内山西文物局、杭州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均注明康熙十六年(1677年)刊本。严灵峰《无求备斋易经集成》所收的《周易集注》，严氏所加扉页标明“据清朝爽堂重刊本影印”。原书封面有“来瞿唐先生秘本”、“读易了然”，书名为“易经来注图解”，并标明“庐陵高雪君先生鉴定，永川凌厚子先生原点”。此本前有凌夫序、高甭映序、来知德原序与高氏重刊凡例。页眉有批注，正文有圈点，确如高氏重刊凡例所言。此朝爽堂重刊凌高刊本无疑，但现存朝爽堂本刊行时间尚有疑问。因为朝爽堂本在凌夫�“重刻瞿唐来夫子易注序”之下有“文选楼藏板”字样，即现在所见朝爽堂刊本，其板藏于文选楼，而文选楼至少可有阮元室名和华阳傅氏室名二说，难以确指究竟为谁氏，故朝爽堂本之刊刻时间也就无从断定。此本有凌夫序、高南映序、来知德序，还有高葫映所写的《瞿唐来矣鲜先生本传》、《读瞿唐来夫子易注要说》、《来瞿唐先生易学启蒙跋》和凡例15则。

　　宁远堂本是崔华本的另一重刊本，山东省图书馆编《易学书目》云：“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符永培宁远堂刻本”。所收序跋与目次与朝爽堂刊本稍异，但其承续关系比较明显。此本在清代又有世兴堂重刊宁远堂本、善成堂重刊宁远堂本。

　　4 结 语

　　以上是来知德《周易集注》早期刊本情况。如果以郭子章本为其初刻本，则在其后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系统，即张惟任虎林系统、史念冲刻本系统、刘安刘删芟系统。这三个系统均产生于明代，故为早期版本。进入清代以后，其版本大多承张惟任虎林系统和刘安刘删芟系统，而不见史念冲刊本之余脉。刘安刘删芟系统，亦不太明，皆以承自凌夫�曾圈点高甭映刊刻本。此处所疏理三大系统，将梁山本归为虎林系统，不取谢莺兴说，也不取陈奇猷说。陈氏又将来氏《周易集注》版本分为四川系统和江浙系统两大系统，纯粹以地域而论，这是过于机械的，有失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