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倾向

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倾向

　　导语：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着独特的魅力。他的很多散文貌似游记，实则包含了对人文内涵的独特思考，给喧嚣浮躁的浮世众生注入了一种静默、安详、理性和深沉的品质。他的散文秉持高度的理性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细致的审视和反思，同时对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给予借鉴，热烈呼唤健全的民族文化人格。他的散文融理性与感性、哲思与诗情于一炉，将当代散文推向辉煌。

　　纵观当代散文创作，余秋雨的作品可谓独具特色。他跋山涉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又从中国迈向了世界，走笔文化、历史、人生三大命题，以深邃独特的思想、博大丰厚的学养、纵横捭阖的心态、吞吐古今的气势、汪洋恣肆的文笔令读者折服。既提升了读者的欣赏品位，又扩展了读者的知识面;既开启了读者的心智，又陶冶了读者的情操。在此，以文化倾向的角度从三个方面对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进行解读。

　　一、理性的回归

　　恢复理性精神、弘扬理性精神是新时期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20年前发生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至今仍回响不休。余秋雨的系列文化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就是在继承传统散文“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张扬起理性的大旗，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姿态直指未来，从而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心理认同和回应，成为余秋雨笔下“精神道场”的第一乐章。

　　在《文化苦旅》专栏的序中，作者说：“这是一个极为苦涩的旅程。”这既指旅途中鞍马舟车的劳顿之苦，也有对传统文化清醒的理性认识的思索之苦。苦旅之苦，更多来源于作者“时时总想远离什么，又不知走向何处”的思索。于是，在余秋雨的笔下，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柳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一番巡天入地的遥看和近观，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新鲜血脉，面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生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在《柳候祠》中，作者说他是梦中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的。世人皆醉，唯余独醒，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走入散文世界，形成了对文化进行理性思索的特点。

　　《山居笔记》使余秋雨成为真正的余秋雨。《文化苦旅》已是卓尔不群，而更为高峰的是《山居笔记》诸篇。如果说《文化苦旅》诸篇的理性思考仍被文中的自然景观和游记色彩所掩抑的话，那么《山居笔记》诸篇中理性的思辨已形成不可阻遏之势，借着“散文表述”的载体，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回到了文字叙述的空间。女作家王安忆准确地指出，余秋雨散文承载了同时代散文无法负担的“重大心灵情节”，[1]:162这一心灵情节的核心就是崇尚理性，并且以一种可贵的激情去护卫它，这正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精神的重要层面。

　　我们且看《一个王朝的背影》，这篇散文一洗传统散文的格调，自创了长调式的散文风格，洋洋洒洒万言，写尽了对有清一代的复杂感情，作者开篇就是振聋发聩的议论：

　　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性，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延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

　　在这里，抛弃情绪化、张扬理性、护卫理性的观点已见端倪，这种新颖而又坚实的观念放射着一种光华和文明的魅力。呼唤人们(读者)的理性，让人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进行冷峻思考和重新审度，这些正是余秋雨系列文化散文所引人入胜的地方。

　　又如《十万进士》，更是体现余秋雨散文中理性精神的典型之作，人们谈起古代科举制度，往往把它作为一堆文化垃圾来对待，往往想到可悲的范进和孔乙己，但是余秋雨以大量学者型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对史实进行了全面而冷静的分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如此重大的影响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和古代知识分子道路、乃至历代王朝政治命运的科举制度新面貌，给予了富于创见的文化新结论，认为中国的科举选拔了百万名以上的举人，并且是用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是很温暖的事情。

　　如此种种崭新的叙述和文化认同，加上余秋雨以一种学者精神的激情融入其中，这种富于激情的理性精神就产生了一种美学上的张力。

　　二、传统的汰选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可怜的正本》一文中说：“其实我是在选择走路”，“这些年我还把较多的精力花费在促进中华文化不同方位的相互认同、相互理解上，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这也是一个逐步明确的文化选择。”[2]13

　　民族文化的伟大精髓在于它的凝聚力，余秋雨的散文处处显示着对这种凝聚力的追询。《乡关何处》一篇从古人充满宇宙意识的超验之问起笔，落脚在散文的抒情主体对故乡――人生归途的探询。以吞古纳今之势，领殊启一之方对民族的“故乡情节”进行了一次充满感情的梳理。但这民族的“乡关”既不在那一重名山大川，更不在那一重城镇宫殿，而是落在了以河姆渡人、阳明、朱舜水、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人中，余秋雨笔下的这些文化大师们争相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人欲想达到而人人无法完全达到，形成了那个既遥远又切近，既身在其中而又无法完全进入的“乡关”。《笔墨祭》《风雨天一阁》《千年庭院》等篇都明确涵示了这一观念。

　　对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包容性、多样性，余秋雨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千年庭院》《狼山脚下》《寂寞天柱山》等篇什一起汇成了这样一个命题，在传统中国，真正富有活力的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往往是非官方性的。中国的学术文化，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发展，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产生于官方以外，官方先是压抑摧残，既而认识到其“实用价值”，便取来为己用，但不久便使其僵化乃至断气，只好再由其他官方的学术文化补充养分甚至取而代之，中国文化的这种运作机理给传统文人以中国式的悲剧定位，朱熹及其学生之死便是典型的例子，但这也正给传统文人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和广阔的历史舞台，并由此建构起他们真正的文人品格。余秋雨正是通过对朱熹类型传统文人的赞扬，肯定了这一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化命运机理的合理成分，并进而为困惑的现代文人寻找心理支点。

　　余秋雨对传统文化的汰选，不仅是在可爱的传统中检示如此之多的可信之处，而且冷峻的理性告诉余秋雨，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暗昧色彩是阻障民族进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夜航船》一篇中余秋雨作了理性的反思。余说中国文人“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相互争胜间消耗……”在《夜航船》的结尾，余把张岱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和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法国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进行了比较，这一比较是极具象征意味的，象征着对传统文化汰选的开放胸怀。正是余秋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和自我汰选，构筑了余秋雨笔下“精神道场”的第二乐章。

　　三、人格的重塑

　　余秋雨曾云：“改变文化就要从改变人格开始，而目的也是为塑造健康完备的人格，因而起点和终点都是人格。”审视余秋雨系列文化散文，不乏对人类文明易碎的忧虑，对创造了精神文化的天才、精英人物命运的遭际的同情，以及珍视和爱护文化、重塑健康完备的现实文化人格的呼唤。

　　在余秋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集中体现是传统文人的品格，而传统文化的品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集结。在这个集结中，传统文人首先是作为知识集团所操纵的棋盘中的一粒棋子出现的。《十万进士》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科举时代文人的既定命运，但更为重要的是造就附庸人格的并不是附庸人格的实质。科举制度的文化本质是要求士子与统治者以“道”相结合。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本质，科举制度才能除附带造就一批屈服于“正统”的平庸官僚之外，更造就了一批以“道统”自任的文化名人，如《柳侯祠》中的柳宗元，《洞庭一角》的范仲淹，《西湖梦》和《苏东坡突围》中的白居易和苏东坡以及《十万进士》中特意列出的那些人。可惜的是，以“道统”自任的传统文化人往往不能与统治者的“道”相结合，成为统治者的“弃子”，由“弃子”而产生了中国独特的贬官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最常见也是最好的表现形式，传统文人的文化生命因贬官而受到了猛烈的挤压，由挤压而得到生命的激扬，在被贬的处境中，传统文人才能摆脱喧嚣与虚浮的生命状态，“才能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以探讨生命的底蕴。余秋雨的散文如《十万进士》《苏东坡突围》《西湖梦》《柳侯祠》《流放者的土地》等以深沉的理性之光照见了传统文人由入仕而致平庸的无奈和想象，照见了官格与文格的严重背离，同时也以无限的深情歌颂了那些因遭贬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价值的文化名人。这种对传统文化人格的观照为当代文人走出迷乱的困境、实现人格的重构提供了范例。

　　同时，理性的余秋雨笔下又表达出一种沉重的文化状态，滋润着一种历史性的忧郁之情。《遥远的绝响》中晋魏文士们的心态为什么引起余秋雨那么强烈的探索兴趣?《苏东坡突围》中，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的人生遭际为什么使余秋雨那么激动不安?《千年庭院》中朱熹的讲学以及他们命运的浮沉为什么使余秋雨感叹万千?《流放者的土地》中东北的流放者的苦痛为什么使余秋雨如此痛心不已……因为他们是一种人类文化命运的象征，代表着一种文化人格的失落和沉沦。余秋雨在这里落笔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命脉，关心当代中国健全文化人格的重塑，因为余秋雨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一个长时间攻读人类文化思想史的学人，我对文化批评所能产生的无序杀伤力，并不陌生”。[3]97余秋雨期待的是当代中国人文化人格的自我觉醒和自我重塑。

　　尤为可贵的是，在漫长的文化苦旅和山居冥思中，余秋雨找到了“响亮而健全”的人格。如苏东坡、柳宗元、朱熹、李冰，乃至朱耷、徐渭等人。但同时他又发现，完美意义上的自身健全是无法获得的，这不仅是因为知识的深邃与躯体的快逸永远处于互为异化的状态中，更重要的是缘于历史现实和历史现实中的人格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余秋雨在一次与学生的对话中认为：看任何事情，都会有悖论的一面，这需要挖掘，挖掘得越深，就越让你怦然心动。人生亦是如此，从事文学亦是如此，当余秋雨带着这种无可奈何无从选择的清醒的理性认识和悲剧意识转回现实中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也许正在趋于自身的健全和重塑。这也许就是余秋雨系列文化散文所倡导的“精神道场”的终点。